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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第5页）

不过这位安托内里枢机主教还是对教务专约投了赞成票。

毕竟它有拯救的善意，因为它在法国恢复了宗教自由，重建起一个组织良好的教士团体以及教宗的权威。

教宗制度虽然遭受严重的物质损失，但它也是在大革命的影响中获益最多的一方。

在18世纪80年代，教宗似乎已是一种快要寿终正寝的制度，世俗化的君主鄙视它，德国和意大利的詹森派主教违抗它。

表面看来，教宗制度毫无用处，而这大大误导了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起草者们。

然而，在18世纪90年代末，像受那个不敬神的共和国及其外国支持者迫害的教士一样，教宗本人也分享着殉道者的荣耀。

与此同时，在整个法国和法国控制的欧洲各地，广大人民对根据教宗指令反对大革命的教士表现出了忠诚。

对于这些事实，法国的第一执政都已意识到并且有勇气承认，虽然这违背大多数努力整顿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事务的人们的建议和意愿。

和谐并没有马上到来。

数年之内，他也像雅各宾派，对教士的奸计恼怒之极，但他从未尝试废除1801年的基本纲领。

这时教会已经恢复，并去除了各种无处辩解的赘疣和弊端，于是，在罗马不可挑战的教义和精神权威之下，它首次将其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化灵魂的工作中去。

不过它要感谢大革命的远不止这些。

像贵族一样，教会被大革命唤起的经历完全是痛苦的。

在整个19世纪，罗马天主教会都把法国大革命及其所作所为诅咒为无神论者的轻狂暴行，其煽动者是邪恶的哲人和诡计多端的共济会会员。

教会还赋予巴吕埃尔那些语无伦次的历史谎言以完全的权威性。

另外，共和派的信念植根于大革命中，他们把教会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并加入共济会以示对抗。

只有教会和国家的彻底分离，如在1794—1802年那样，才能缓解他们的猜疑。

1905年这个目标终于实现，而在此前的几十年中，双方都不断走向极端主义，一切最终都可追溯到1790年。

在整个旧制度时代，教会控制着两项社会工作——教育和济贫，这种控制权的中断同样要追溯到那次致命的分裂。

1789年的人们认为，教育是另一个有待以理性原则实现再生的领域。

整个18世纪90年代，各种宏大的方案纷纷出现，包括最后一位哲人孔多塞于1792年草拟的计划，不过另一些更为紧迫的事务总是推迟教育实践行动。

但旧的教育体制已经瓦解。

尽管教育机构拥有的地产起初并未国有化，但其他的资助，如移交的什一税收入、主教座堂和修道院通常的捐赠，早已经干涸了。

拒绝宣誓的教会教士被辞退，接过教职的教士经常被召去担任教区神父。

教育性修会（如奥拉托里修会）最初逃过了大革命对修道院的攻击，但到1792年8月，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教士都受到怀疑，以至于这样的修会最终也解散了。

最后，1793年3月，因财源告罄而走投无路的共和国将学校和学院所有的地产收归国有。

直到1802年，政府才采取措施填补由此造成的亏欠，尽管1793年宪法宣布教育是基本的人权。

1795年的宪法没有作出这样轻率的承诺。

督政府在每个省设立一所中心学校，并在巴黎建立一些高等学校，以取代被国民公会当作团体主义堡垒而废除的大学。

但初等教育被留给地方兴办，公共财政对此不予支持。

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教师（教士太危险，无法把教育共和国青年的任务交给他们），各级学校不堪其苦。

大革命自身就是前所未有的教育发展的产物，但现在它给教育制造了大混乱，在校人数明显下降。

1789年中学生人数为5万，10年之后，中心学校的学生只有1.2万至1.4万。

基础识字率从1789年的37%跌至1815年的30%左右。

济贫领域的情形更加凄惨。

18世纪80年代以来，人人都能看到贫困问题的恶化。

对于这个难题，同样不缺少改革的意愿和大胆的行动方案。

制宪议会曾设立一个乞讨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搜集了大量关于贫困问题的资料。

立法议会也设立了自己的委员会，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在济贫问题上通过的法令不下56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