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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第9页）

因此，法国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回避商业投资，以及尽快从商业投资中抽身的倾向被强化了，这种倾向在19世纪也将长期持续下去。

在土地耕作方面，大革命也没有带来任何显著变化。

废除封建负担带来的积极效果大部分被高额的租金和税收抵消。

革命立法强化而不是禁止遗产分割继承，这就使得大部分土地经营单位仍然较小。

通货膨胀助长了早已确立的分成制的推行。

军事征调一直是牲畜的沉重负担，而且浪费了宝贵的粪肥，而征兵（或逃兵，后果是一样的）则使得最精干的劳动力大量减少。

到1802年，法国的农业多养活了100万人，这的确是个可观的成就，尤其是考虑到交通网的恶化。

但是，除了马铃薯的加速传播之外，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并无其他创新可依托，正在发展中的农业市场的信心也许受到了风险性实验的打击。

直到19世纪40年代，法国农业的模式和基本生产效率与一个世纪前并无太大不同，直到铁路时代到来，根本性的转变才开始，法国经济的其他领域也大多如此。

那么从物质方面来说，大革命的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对大多数从臣民变为公民的普通法国人而言，它可能没有价值。

大革命极大地加剧了他们生活的不稳定性，这与他们的期待恰恰相反。

大革命还一度要摧毁他们生活的宗教、文化和道德根基。

1789年的陈情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大部分法国人希望国家尽量少干预他们的生活，但国家后来的干涉要多得多，也粗暴得多。

恐怖统治在共和二年之后几乎就结束了，但这样的统治此前闻所未闻。

恐怖虽然退潮了，国家权力依然如故，而且不断增长，它拥有的强制力量是旧君主制国家做梦都不曾想过的。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大革命遭遇的最持久、规模最大的抵制不是来自从前所谓的“特权等级”

，而是来自普通百姓，他们只希望革命停下来。

在疏远这么多公民同胞之后，革命者还给反革命者提供了从未中断的希望和鼓舞。

但是，大多数民众的抵抗是在抵制大革命而不是对抗大革命。

革命的抵制者虽然口头上喊着恢复教会和国王的口号，但在多年的动**和外来干涉之后，绝大多数人要求的是稳定和自治。

然而，他们的抵制经常使得法国的新政权采取进一步的极端镇压手段，于是创伤越发深重。

民众对大革命实际举措的抵制不仅限于旺代的公开反叛，也不仅限于布列塔尼、曼恩和诺曼底西部周期性的朱安党叛乱。

在上述地区，农村社区的联系因为新宗教政策的影响而被割断，就连废除封建制也未能给这里的农民带来多少利益，因为他们主要是佃农。

在整个南方，叛乱已成痼疾，那里的人们认为大革命是在为富有的新教徒牟利。

在很多其他地区，一些地方性事务时常引**乱。

关于流亡和恐怖的数字也能说明问题。

近3.2万农民或工匠离开了这个自由的国度，他们占登记在册的流亡者总数的三分之一。

恐怖期间官方的死难者数字为8350人，其中近六成的人来自同样的社会阶层，他们因为抵制革命而被处死。

开小差的、当逃兵的数字是另一个尺度，这类人被生动地称为“不服从者”

。

1789年，旧制度时代最受痛恨的制度之一——抽签服役制被废除，但1793年它又恢复了，1798年征兵制的系统化特征更加显著。

在督政府时期，逃避兵役被普遍视为农村犯罪浪潮的主要因素。

“很多逃兵潜伏在树林里，”

1796年经过尚蒂伊的一位英国旅行者写道，“抢劫和谋杀接连不断。

我们不敢在夜里行走半小时。”

[10]后来他称这些人为盗匪，一些社会科学学者认为这是反抗现存秩序的经典形态。

换言之，抵制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这远比无套裤汉的运动更具群众色彩，虽然这个说法通常只用在后者身上。

不过，若说无套裤汉也抵制革命，那倒有几分道理。

无套裤汉根本不信奉1789年革命者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没有后者那种极端的财产权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