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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第10页）

他们信奉的是道义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而且他们准备用武力抵制那些公开反对道义经济理念的人，比如吉伦特派。

他们主张大众民主制，对富有的、受过太高教育的人并不信任，这与农民对富有的城市爱国者的反抗情绪颇为相近，因为这些闯入高度自治的农村社区的市民不仅购买国有土地，还带来了宣誓派教士。

无套裤汉之所以欢迎革命，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认识：君主制在最后的岁月中开始背弃它对臣民的历史悠久的道义承诺。

只要他们的力量能得到有效利用，当权者就会接受他们的支持，并在口头上奉承一下。

但是，对于无套裤汉控制国家决策进程的要求，大部分议员从来不接受其合法性。

而对于恐怖和非基督教化期间的群众暴行，他们的认可带有难以遮掩的不情愿。

一旦他们可以摆脱群众的支配性影响，他们便在1795年公开处置巴黎残留的激进分子，就像对待革命的抵制者一样。

到这个时候，后者与其他地方的反革命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经过了这么多的动**和混乱，他们都没有获得可观的利益。

最后，作为自由职业者来源的资产阶级同样在大革命中获利。

1789年的革命者宣称职业向才能开放，并认为无论是凭借出身还是金钱，任何人都不能享有获得任何职务的优先权。

这种原则最初的实践看起来会演变成自由职业界的大灾难。

在官职买卖被废除后，法令宣布的产权赔偿也就取消了。

不过当时的赔偿额是根据1771年税收申报时的官职价值（因而大大低估了）计算的，而旧制度最后20年中官职价格的大暴涨在当时还没有开始，而且这笔赔偿主要是用不断贬值的指券支付的。

失去官职的人觉得受了骗，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大革命初期人们对自由职业组织普遍怀有敌意。

他们认为，自由职业者坚持自身标准的信念就是已然被抛弃的团体主义和特权世界的阴魂。

一位著名律师回忆说：“认为任何人不经审查和学习就享有从事自由职业的权利，这是对自由的最早滥用之一。”

[11]医生、律师以及整个司法行业都被投入市场，而对从业者的资质要求极低。

此外，从前的认证团体，如各大学，都已经被废除了。

因此革命的法国成了一个各色庸医和江湖骗子逐猎的好去处。

当然，他们大多数人也是资产阶级的成员。

直到拿破仑时代，国家才控制局面，并重新启用严格的许可制度，以恢复职业标准。

这个解决办法比1789年之前更具官僚气，但当时整个法国就是这样。

另一个从大革命中获得好处的群体是士兵。

没有哪个领域比这个领域更向才能开放，士兵中那位最成功的野心家总愿意证明这一点。

在19世纪，军事职业依然吸引大量的贵族成员，但贵族垄断军官团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了。

1789年军队宣布机会平等，这个原则很快成为现实，而且比人们通常的期待更为突然。

因为当时军纪松弛，大量军官在随后的两年中流亡国外，留下来的低级贵族军官发现他们有了更多的晋升机会。

此后的20多年里，先是伟大民族，随后是拿破仑帝国大幅扩军，这为参军和继续在军中服役的人提供了光荣而美好的前景。

到1802年，40万法国人死在战场上；在滑铁卢战役落幕前，又有大约100万人步他们的后尘。

每次征召令发出，总会有数以千计的逃兵和开小差者，这清楚地表明军队远非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

不过共和国军队的热情、献身精神和革命的傲慢是不容置疑的。

士兵从一开始就是最狂热、最极端的革命者，他们鄙视那些依然保持贵族做派的军官，私自处死有叛国嫌疑的将领，欢呼非基督教运动，并且乐于让战败者品尝他们无拘无束的军纪。

在1795年和1796年，抢劫掠夺的机会极多，有幸在意大利军团服役的士兵则享有领取铸币薪饷这一独一无二的特权。

到1797年，军队自认为披上了从前无套裤汉的外衣，是大革命的纯洁卫士。

他们时刻准备在某个胜利的将军的指挥下介入国内政治，只要这位将军声称要将共和国从一无用处的唠叨鬼手中拯救出来。

当那些将军中的最幸运者掌权后，军事作风弥漫整个国家。

1801年，英国和谈代表康华里爵士列席立法机构的会议，虽然他本人也是位经历丰富的战士，但在入场和退场都有鼓声开道的情况下，他还是觉得很尴尬。

在整个拿破仑统治时期，只要是荣军团或帝国贵族的士兵，都位列执政府和帝国的头等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