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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2（第3页）

[15]时，其实他是在招惹麻烦。

1792年，在进攻杜伊勒利宫的流血行动和九月的屠杀中，狂暴的民主制占据了上风，虽然秩序派人士从一开始就提出过这种警告。

自古代以来，人民首次掌握了权力，或者如无套裤汉及其山岳派盟友宣称的那样。

后来的民主派认为这几个月是他们信仰的首次胜利，但当时大多数有产者和受教育者都因此而受到惊吓，而且这几个月还一直萦绕在历代人的记忆中。

归根结底，无套裤汉的行动很可能是延宕而不是推动了大众民主的事业。

尽管如此，成规和世袭性权利不再是合法政治权威的不容置疑的共识基础，即使是最富于绝对主义色彩的君主或独裁者，也迟早会觉得必须搞一个人民认可的仪式，以便确认其权威的正当性。

选举或全民公决或许多半都被做了手脚，但法国大革命同样是这一手法的开创者。

不过，1789年以后，那些认为最好不要从被统治者那里获取任何形式的同意的政权越来越少了。

如果要让1789年的革命者——可能还有1802年之前他们的大部分同胞——用一个词总结一下他们的事业，他们可能会回答：“自由。”

在革命的法国以及被法国征服的国家，自由的意象到处都是：弗里吉亚帽，寓意雕塑以及首先由胜利的雅各宾派栽种、后来又经常被反革命者砍倒的自由树，这种树到1792年共栽种了6万株。

1792年以后，罗马共和主义的装束风行一时，束棒和斧子也是如此。

所有文化人都熟知的那些严肃朴素的古代爱国者，如布鲁托斯、斯凯沃拉和加图，被普遍视为模仿的榜样。

但是“自由”

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日常实践中，它的意思是由当权者的需要决定的。

在他们看来，卢梭关于合法权威可以强迫人自由的说法最合时宜，在共和二年，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等更喜欢推理的演说家的言辞中充斥着诸如此类的诡辩。

在国外，自由仅仅意味着法国人的统治。

不过，一些较为明确的定义还是有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有革命者提出过。

在公民权利和人权宣言中，自由被定义为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它的限制仅仅是别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

最后它还意味着思考、写作和选择自己信仰的自由。

虽然大革命很快就在实践中限制这些自由，但它从未停止过对这些价值的冗长而空洞的礼赞。

后来这些价值还与这样一种信条粘连在一起，它们全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神话的启发。

人权的第二个关键词——平等同样如此。

即使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我们至少知道它提出了著名的箴言：自由、平等、博爱。

第三共和国把它作为国家的座右铭，而且此后就没有抛弃过，除了维希政府时期。

就历史事实而言，博爱来得较晚，直到1793年才出现。

1794年底，这个口号很快又被废弃，因为它只是给无套裤汉的小恩惠，何况无套裤汉此时已属多余。

然而，平等从革命一开始就有。

人权宣言说，所有人在权利上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区分只应建立在公共效用之上，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根据这些说法，一个建立在特权、世袭性优越和封建权益之上的社会被抛弃了，而且法国的革命者为所有希望这样做的其他社会提供了完整的纲领。

然而，1789年的革命者要实现的平等具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

机会平等，即为才能敞开前程是一回事，财富或财产的平等则是很不相同的另一回事，唯有财富和财产能赋予机会平等以真实的内容。

但在18世纪90年代，拥护这种平等的政治活动家向来都只有一小批。

的确，财产（及随之而来的安全）被宣布为一项自然的、不可让渡的人权。

1793年3月，国民公会在一片欢腾中颁布法令：任何提出农业法的人都将被判死刑。

这里的农业法指的是以强制措施重新分配地产，所有议员都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种做法，因为上学时都读过罗马共和时期不幸的格拉古兄弟的故事。

政治权利平等为其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1793—1794年。

但是，当时的民主言论主要是为了打动无套裤汉，还是出于真诚的信念，这一点很难判断。

可以肯定的是，18世纪90年代只有一部宪法规定任何层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需要财产资格，这就是1793年宪法，但它从来没有实施过。

因为一旦国民公会承受的群众压力减轻后，宪法就会被当作不切实际的东西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