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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2（第4页）

1795年的宪法制定者没有复活1790年提出的积极公民概念，但他们将实际投票权，即二级选举大会的投票权，公然交到了殷实的有产者手中。

执政府的选举人名单遵循同样的原则，它确定的政治民族实际上是名流们。

直到1848年，这种原则才再次受到挑战。

同样，男女之间的平等也被当作不值得考虑的问题而丢到一边，虽然妇女在1789年及其随后的公共事务中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角色。

从1789年10月迫使王室返回巴黎的凡尔赛进军，到1795年牧月里催促男子在随后的革命日子里采取更果敢的行动；从构成最坚定的抗拒派教士群体（如修女们），到18世纪90年代后期稳步引导宗教信仰活动的回归，妇女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她们的介入总是将事态推向极端。

格雷古瓦对群众拒绝支持他那残缺的宣誓派教会感到绝望，但他大概不是唯一哀叹“狂暴而爱煽动的妇女”

[16]的影响的人。

另外，尽管像罗兰夫人、塔里安夫人和内克那位好事的女儿斯塔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女性在最高层有隐蔽的影响力，旧制度时代由来已久的传统仍在延续。

不过革命初期巴黎那种前所未有的气氛却造就了一些非同凡响的新人物。

特罗瓦涅·德·梅丽古尔身穿国民卫队的制服坐在雅各宾俱乐部的男子们中间，她在8月10日曾号召胆小鬼们进攻杜伊勒利宫，她还做过皇帝的间谍，最后被她的（女性）政治对手殴打致疯。

女演员和愤激派克莱尔·拉孔波组织了一个“革命共和国女公民”

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同市场上拒绝佩戴革命帽徽的妇女展开了激烈斗争。

妇女是如此不安分守己，以致国民公会在1793年10月30日正式禁止妇女组织。

还有一位剧作家和小册子作者奥兰普·德·古日，她曾抨击罗伯斯庇尔，并自告奋勇保卫国王，后因要求对政府进行全民公决而被逮捕。

她假装怀孕（已45岁），但还是被送上了断头台。

1791年，她写了一本题为《妇女和公民权利》的小册子，在文中提出了男女政治权利平等的要求，这个要求根本没有兑现的希望。

法国大革命中的男子对宫廷情妇以及自以为是的沙龙女主人的恶劣影响记忆犹新，更不用说旧制度时代那个轻浮的王后了。

一切都表明，公共生活中的妇女是危险的，无论是在最高层还是在街头（正如1789年后的经历表明的那样）。

他们觉得，妇女的角色只能是妻子和母亲，她们为祖国生养孩子，政治则留给男人。

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是个完美的典型，在起草民法典期间，很多时候他的插手都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财产权。

也许他不会反对1793年雅各宾派记者普鲁东给妇女的忠告：“成为诚实勤勉的姑娘、温柔谦和的妻子、贤良的母亲，如此你们便是优良的爱国者。

真正的爱国主义在于履行个人的义务，在于仅仅看重与性别和年龄相适应的权利，而不是穿戴‘自由’帽裤，不是手拿矛和枪。

请把这些东西留给生来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让你们幸福的男人吧。”

[17]

因此，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实践相当狭隘，虽然如此，大革命也产生了有史以来最激进、最富想象力的实现平等的尝试，这就是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

这次密谋旨在实现一项基本人权，而密谋的精神源泉来自另一个基本权利，这就是1789年和1793年宣言中都认可的抵抗压迫的权利。

革命者绝不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宣布革命本身非法。

直到1814年之前，所有政府在追溯自己的正当性时，都不会上溯到1789年6月人民代表掌握主权以及7月中旬群众运动认可这一行动之前。

1793年的人权宣言宣称：“当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时，对人民和人民的每个组成部分而言，起义是最神圣的权利，也是最必要的责任。”

1792年8月，大革命中的第二次革命就是为行使这一权利而推翻君主制的。

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存在期间，心怀不满的人总是把起义视为反抗他们认为违反了人权的政府的合法手段。

这种思维定势将长期植根于法国历史中，而且很快就植根于整个世界的历史中。

现代革命的观念不会上溯到1789年之前，但它一旦在法国出现，这样一种观念就形成了，即依据普遍原则而不是现存法律、以武力推翻现存秩序的做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正当的。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就是革命者。

1789年之前没有革命者，没有人期待、预见或策划过当时开始的灾难。

大革命创造了法国的革命者，但这种情况再也没有重现过。

从此以后，革命都是有意识地筹划过的，甚至当革命的形态和时机出乎意料时（如在1917年），也总是有革命者以确定的计划去把握机会。

此后人们认识到，革命不只是上层突然而剧烈的变动，它可以被策划出来，而且可以成功。

对这种新型革命而言，法国大革命是经典的政治和社会历练。

它提供了启示，证明革命能够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