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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2（第5页）

它提供了榜样，哪些策略可以运用，哪些错误应该避免，一目了然。

它提供了一种风格和话语。

自觉的革命者将采用三色旗作为自由的旗帜，将模仿法国人的制服（1792年，沃尔夫·托恩曾梦想为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国民卫队”

设计一种绿色剑条裤子，但没有套裤），将以革命事件的日子给街道命名，将设立公共节日和周年纪念。

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曾将18世纪90年代视为革命的向导来研究它，而当时发生的事情（或被认为发生了的事情）则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学中占据了关键位置。

但是，大革命后来的政治影响波及的范围远不止革命者，一切政治语汇都被永远改变。

左派、右派的概念可追溯到制宪议会，议会的激进派很快就习惯性地坐到了主席台的左边，他们的反对者则聚集到了右边。

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展望更为极端的革命观念和前景时把激进派视为自己的先驱，从而用上了左翼的标签，而且（有时看来）还声称他们是革命遗产的唯一继承人。

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根据恰恰是右派完全拒绝这笔遗产的原因。

在1789年之前，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政治见解还不存在，但一些天主教政论家已经开始谴责启蒙，认为它威胁到一切既定的价值观，不过，直到其最可怕的预言变成现实时，他们才引起广泛的注意。

然而到1793年，自称为哲人弟子的人们已经提出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稳定的所有主要支柱都发起了攻击，这包括财产、社会等级结构、宗教、君主制度。

所有这些支柱，还有为它们辩解的那些理所当然的理由，都已不再不容置疑。

此时需要捍卫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有柏克、根茨以及逃避法国侵略的萨伏伊避难者约瑟夫·德·迈斯特，他从1797年撰写《论法国》起就开始控诉。

他相信，大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过分追求抽象的自由和理性导致了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实际上，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右派早期的全部政治见解都是以历史理论为基础的，虽然他们的理论更加狭隘地局限于大革命本身。

迈斯特认为，要重建被大革命摧毁的秩序和稳定，关键是要恢复被大革命推翻的其他东西，诸如贵族制、王座，但首先是祭坛。

不过这些制度一俟恢复之后，就要防止被自由思考和革命理想等腐蚀物再度颠覆。

当旧制度伤痕累累的残余物从这场大灾变中恢复过来后，绝不妥协成为铭记最深的教训。

如果说大革命是对旧制度纵容潜滋暗长的放纵和不信神而施加的惩罚，那么确保未来持久之稳定的最佳办法就是支持宗教、避免代议制度、控制舆论以及时刻警惕颠覆性阴谋。

右翼的一整套政治见解已经诞生，而且像与之对立的革命理念一样跨越了边界，它将支配19世纪的许多政府，但最终他们发现，不妥协政策只能引发这一政策试图防止的东西。

改革者被迫策划革命，因为已经没有希望通过别的道路实现变革，当革命终于再次爆发时，其对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敌意更加强烈。

温和的保守派同样感到恐惧。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防止革命的最佳途径是改革而不是不妥协。

他们并非总能成功，但至少愿意正视眼前的现实。

不管是好是坏，大革命都发生了，它所唤起的理想、渴望和神话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被抹去。

大革命粉碎的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世界，绝不可能被人为地重建起来。

因此，大革命的身影横亘在整个19世纪以及之后的岁月中。

1917年之前，也许没有人质疑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甚至在这之后它依然有强有力的理由占据首席地位。

它是第一场现代革命，原型性质的革命。

大革命之后，欧洲世界的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们全都继承了它的影响。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很多归功于大革命的原则很可能根本没有兑现。

在1789年之前，很多迹象已经表明，法国的社会结构正向单一精英阶层支配的方向演变，不过在这个精英阶层中，重要的是财产而不是出身。

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一个世纪的扩展，而且这种扩展看来已经无法逆转，正如持续不断的外省议会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有产者似乎注定要在政府事务中分享更大的权力。

另外，大革命推行的许多改革在绝对君主制时代就曾被尝试或考虑过，如编订法典、税收体制的合理化、减少官职买卖、自由贸易和宗教宽容。

有了这些已经展开或在思考中的变革，政府的权力看来也要稳步增长。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1789年受专制恐惧症影响的人们抱怨的一个对象。

在教会方面，修道理念已经走向衰落，教区神父的处境越来越受到公众同情。

经济方面，殖民地贸易已达到顶峰，而在工业方面无法与英国竞争已是日益明显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