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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大革命及其史学家（第2页）

这种观点在1940年到1944年的维希时期成为正典，但是当这个可耻政权倒台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种观点再也没有追随者了。

反对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大多是从外部来分析革命进程的，这和最早的雅各宾派的取向不同，他们也在忙于撰写大革命史。

这些人不少是大革命的幸存者，他们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试图为其卷入的恐怖行为辩解，他们常常将恐怖怪罪到别人头上，而罗伯斯庇尔总是替罪羊。

最顽固的前雅各宾派可能就是邦纳罗蒂（Buonarroti），他撰写了《为平等而密谋》[5]，就将1796年巴贝夫的阴谋解释为一种试图恢复并超越已丧失的共和二年的平等期待的努力。

但是左派历史编纂学的连续的传统得从1847年才开始，那时他们面对着另一场革命。

这一年朱尔·米什莱（JulesMicheles）大革命史的第一卷以及路易·勃朗（LouisBlanc）的数卷《大革命》都出版了。

这两个人都颂扬在推翻压迫性的旧制度、建设共和平等的新体制中的人民所扮演的英雄角色。

在他们撰写的历史中看不到暴民：民众的干涉代表进步的力量，其动因还是对正义和团结博爱的渴望。

而且恐怖无论如何也不是人民的罪责。

米什莱将恐怖推到罗伯斯庇尔头上；而社会主义者勃朗认为这是自私自利的艾贝尔派造成的。

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两人都认为恐怖源于环境，无人能预见，无人能控制，这绝非是革命本身所致，也与革命的进程无关。

共和二年那场人人向往的社会福利实验或者说“期待”

却伴随着流血冲突，因此而困扰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会像米什莱和勃朗那样思考。

即便是保守而且不认同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也发现了杀戮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头两年的特点，这种杀戮实在很难与他们认为的共和主义所代表的进步协调起来。

这就是奥拉尔的观点，他是索邦大学第一位大革命史的教授，那时第三共和国正通过召唤第一共和国，来寻找自身合法性的根基。

《法国大革命：一部政治史》[6]就认为大革命的历史使命便是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

当欧洲的各个君主国家联合起来，阻止这一事业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被迫投入战争，而恐怖和革命政府也是国家自卫的手段。

而当共和国的存活有了保障时，恐怖和革命政府也终止了。

奥拉尔不喜欢罗伯斯庇尔，因为他认为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想要延长恐怖和革命政府。

奥拉尔眼中的英雄是丹东，丹东反对延长恐怖和革命政府，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奥拉尔著作中最精彩的一章就是分析共和二年是否就预示着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否定的。

恰恰相反，这些看似带有社会主义痕迹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

同样在1901年问世的还有政治家尚·饶勒斯（JeanJaurès）的《大革命社会主义史》第一卷[7]。

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还很纠缠不清，即使马克思本人也并没有直接论述过大革命。

饶勒斯想要将马克思的理解更完全地整合进大革命的历史当中，因此他宣称：“大革命间接地为无产阶级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准备了两个必要条件：民主和资本主义。

但是从根本上说，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到来。”

因此，仅仅是像奥拉尔那样撰写一部政治史是不够的，大革命应该有更深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维度上的反思，这些反思到那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

现在饶勒斯发挥他在议会的影响，寻求公共资金的资助，出版涉及大革命经济和社会史的材料。

虽然到了20世纪20年代，饶勒斯又投身政治活动（他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还没有获得立法议会的席位），但是他创立的研究取向已然在法国的大革命历史编纂学里占据了主导地位。

大概在60年之后，阿尔贝·索布尔（AlbertSoboul）作为最后一名伟大的饶勒斯信徒，才将这种研究取向称之为“经典”

解释。

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然而饶勒斯没有活到那一年，要是他活到了那一年，肯定是要后悔的。

此外俄国革命的胜利也是“经典”

解释取胜的原因之一。

这场革命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宣称自己是继承了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的遗产，激发了几代西方的同情者。

在法国，所有那些想要继续1794年未竟事业的人，可能也都会认为这是一番光辉且可行的事业。

在这些历史学家中，第一位表现出这种热情的就是阿贝尔·马蒂耶（AlbertMathi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