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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大革命及其史学家（第3页）

马蒂耶的授业恩师是奥拉尔，但是更多地受到饶勒斯的启发。

1908年他已经和自己的导师奥拉尔分道扬镳，自创一个更激进的大革命阐释学派，这就是“罗伯斯庇尔研究协会”

。

这些协会现在还存在，协会发行的刊物《法国大革命史年鉴》依旧是这个领域中主要的法文期刊。

马蒂耶和奥拉尔的论战主要围绕着对丹东历史名声的评价展开。

马蒂耶认为丹东是一个腐败的人，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甚至很可能是个叛徒，他想要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名声。

自邦纳罗蒂之后，没有人胆敢正面捍卫罗伯斯庇尔，尽管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一名不可腐蚀者，但却与恐怖有着不可脱离的干系。

然而，俄国革命早期的经历说明如果要打压反动分子的话，恐怖是必要的。

马蒂耶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毫不费力就论证了恐怖的合理性。

“大革命中的法国会接受恐怖，是因为它认为如果不暂时停止自由，胜利就是毫无希望的”

，此外“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派就是因为想要借着恐怖，彻底改变财产关系，才会牺牲”

。

罗伯斯庇尔倒台了，这种社会和民主革命的希望也随之落空。

马蒂耶的名著《法国大革命》[8]突然终结于热月9日，在此之后，仅仅就是“复辟”

回潮。

1932年马蒂耶辞世，享年58岁，他的论战好辩的风格没有继承者。

之后，左派史学家开始关注更细致的经济和社会分析，最杰出的是乔治·勒费弗尔，他其实是和马蒂耶同一年出生，但活到了1959年。

勒费弗尔因研究农民而声名鹊起。

1939年恰逢大革命150周年纪念，勒费弗尔出版了一本言简意赅的作品，分析了大革命起源，这就是《八九年》[9]，本书的立论基础是当时的正统命题：“经济权力、能力以及关于未来的感觉，现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1789年的革命恢复了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协调。”

关于恐怖，勒费弗尔认为，“尽管很多因素扩大或玷污了恐怖政策，但它仍旧堪称是革命的胜利，这是为了抵制‘贵族阴谋’而坚决采取的对策”

[10]。

这种左派研究取向的学术血脉突然被维希政权阶段中断。

但是在解放后，右派已经彻底遭人否弃，不少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共产党，左派再次浮现，势头比以往更大，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Labrousse）浩繁的研究《从旧制度末期到大革命初期法国的经济危机》就将大革命深深地扎根进经济背景中。

阿贝尔·索布尔是新一代学者的代表，他在《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11]中集中对所谓的“民众运动”

进行学术分析，这场民众运动一直都在推进革命的激进化，但是他的概论性的研究遵循正统解释。

[12]他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做支撑，认为“法国大革命代表了……漫长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顶点，这让资产阶级成为世界的主宰。

这个真理至今未变……”

然而将大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可能就是从复辟时期的第一代大革命史家那里继承来的。

这就是弗朗索瓦·米涅于1824年出版的以及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Thiers）于1823年到1827年出版的著作。

他们出现的背景可以参考梅隆（S.Mellon）的《历史的政治用途：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的研究》[13]。

这些历史学家勾画了自由主义的大革命研究取向。

在他们眼里，革命是正义的，因为被推翻的旧制度有诸多弊端，而且十分不平等。

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队伍的拓展以及受教育，都使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对绝对君主制的角色以及世袭贵族的社会支配地位不满意。

他们想要建立能体现代议制、平等的立宪君主制，能保障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1791年以后整个进程就脱离了这个轨道，这是因为民众势力的介入，他们对稳定和政治秩序没有兴趣。

自由派史家崇拜也强调那些有勇气的人的重要性，这些人想要让大革命稳定下来，最后失败了，比如米拉波，甚至还有丹东。

面对像马拉这样的嗜血民粹分子，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无情的独裁者以及恐怖的捍卫者就开始退缩了，更不用说那个更令人恐怖的圣茹斯特了。

从这一角度撰写大革命史的历史学家遇到的根本问题是：为何这场革命会“出错”

，以及何时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