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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罗马不列颠时期2（第7页）

然而，重要的是，不要在读完公元5世纪、6世纪的历史之后，再去读公元3世纪、4世纪的历史。

人们普遍认为，公元4世纪之前，基督教在不列颠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公元3世纪的不列颠确实出现了基督教的殉道者——圣奥尔本（St.Alban）在维鲁拉米恩殉难，朱利叶斯（SSJulius）和艾伦（Aaron）可能在卡尔里恩（）殉难。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其前妻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St.Helena）——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保护基督徒不受迫害，因此最后一次对基督教的大迫害只不过是拆毁了几座教堂。

这样，不列颠就没有形成真正的基督教早期的殉道者崇拜，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吸引了富有的基督徒从帝国更加危险的地区迁移到不列颠，居住别墅的人口也因此增加。

在“米兰赦令”

将教会合法化一年之后，不列颠出现了主教，主教的头衔表明不列颠的四个行省的首府是他们的主教区。

与此同时，不列颠制作出了罗马帝国时期教堂用的已知最原始类型的金银器皿（发现于沃特牛顿），其年代几乎可以肯定是公元4世纪早期。

这些事实使我们注意到君士坦丁大帝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当专制主义在公元3世纪兴起时，帝国曾屡次尝试引入一神教国教。

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罗马政治中的核心因素——私人领域也日益如此——就是意识形态。

遵守传统国教的惯常礼仪已经不足以表明虔诚，因此作为新国教的基督教成为人们的新信仰。

对异教行为的宽容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公元4世纪里，一部分很有权势的罗马贵族也一直强烈要求宽容，但这种宽容最终逐渐消失。

这些贵族一方面认为旧宗教对罗马本身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也承认它与宫廷对立。

当信奉异教的皇帝在位时，甚至短暂出现过对异教徒表示同情的时期。

然而，在教会内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EmperortiusII）决定帝国有义务确保教义上的统一，这对基督教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从公元4世纪中叶开始，国家对异端的追捕成为促成百姓对统治者忠诚的新手段。

因此，让我们吃惊的，不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公元4世纪不列颠的基督教化程度相当高，而是其基督教化程度居然没有更高。

这将引导我们去审视不列颠教会显而易见的性质。

认为基督教在城市、异教在农村的旧观点当然站不住脚。

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城市社区由主教主持宗教活动。

在西尔切斯特（Silchester）的城墙内发现了一个非常小但不寻常的教堂，在维鲁拉米恩、坎特伯雷和其他地方，普通的教堂墓地里埋葬着殉道者和其他著名基督徒，这些证据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

但是，公元4世纪罗马-不列颠基督教的宏伟历史遗迹与别墅有关：例如弗兰普顿（Frampton）和欣顿圣玛丽（HintonSt.Mary）的马赛克，或者肯特郡路林石（Lullingstone）的壁画。

从考古证据的分布来看，基督教的传播十分零散。

在多塞特郡的多切斯特，一座墓地周围发现的别墅群，表明那里曾经生活着一个庞大、富有的基督教社区；位于其他地方的类似墓地周围则没有任何东西。

大量出土的铅质洗礼盘并非来自城市，而是来自乡村地区或小规模定居点，它们很可能由地主绅士看护。

其中很大一部分洗礼盘是在东盎格利亚发现的，有证据显示帝国晚期时这里的居民很富有。

君士坦丁大帝把寺庙的捐款和财富分配给教会，并从市政财政中抽取资金挪作他用，这给异教和市政府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公元4世纪，越来越多的财富落入了大地主和国家及其机构的手中。

在不列颠，乡村别墅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所以别墅的主人走在基督教发展的前沿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种背景下，有证据显示基督教在各地的传播不均衡，也很正常。

我们推测，一个地区的基督教力量取决于当地的地主是不是热忱的基督徒（或者在政治上有雄心）。

如果建造教堂和其他基督教纪念碑——就像在早期建设公共寺庙和其他公共设施一样——要依赖活跃的市政府，那么这种资源分配可能会相对更平均。

公元359年，在意大利里米尼市议会上，来自不列颠的参会主教明显要比来自其他地区的多得多，但他们的名号没有留存下来，因此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来自城市。

不过，至少我们知道有些主教很难筹集这笔差旅费，这项信息也许意义重大。

那么，如果城市基督教社区比较薄弱（或者说在君士坦丁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兴起，然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衰落），这对于罗马统治结束后基督教的生存意味着什么呢？结论是罗马西部其他地方的整个地主阶级与基督教达成了和解，情况跟公元5世纪时期的不列颠类似。

公元5世纪，基督教在乡村人口中的传播相当均匀稳定，这种情况与公元4世纪时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