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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第10页）

在长期孤立的情况下，凯尔特人采用的计算方法与罗马使用的计算方法不同。

当两个教会接触时，结果可能出现矛盾：在诺森布里亚的宫廷，受爱尔兰人影响的国王奥斯维有时庆祝复活节，而他的受肯特人影响的妻子仍庆祝四旬斋（Lent）。

这个问题本身具有深刻的宗教和象征意义；对后来的英格兰教会来说，解决这一问题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惠特比宗教会议（SynodofWhitby，664年）上，诺森布里亚国王奥斯维支持罗马一方，而少数凯尔特顽固分子回到了爱奥那。

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英格兰，所有王国的教会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大主教下的统一、团结的力量。

尽管如此，教会仍在公元7世纪60年代遇到了许多问题。

教会组织涣散，主教太少，且有些没有经过有效的受职仪式。

公元664年，一些主教死于一场瘟疫，这使东撒克逊人再次背叛。

但在公元669年，教皇派去了一位新的大主教，一位名叫西奥多（Theodore）的小亚细亚人。

这个令人意外的候选人（他被选中是因为其他几个人都拒绝了）正是英格兰所需要的——一个坚定的管理者。

在西奥多在任的30年里，他对教区结构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原来的结构在各地都不稳定，而且在那些通过爱尔兰人传教士而皈依的王国里，这种结构几乎不存在。

无效任命的主教受到了处罚，可疑的权力要么得到批准，要么被废除：例如，威尔士主教发布的所有法令都被宣布无效。

公元672年，在赫特福德举行的宗教会议确立了教会管理的第一套基本教规。

西奥多担任大主教的时期，是修道院的黄金时代。

一方面，虽然传统的价值观依然存在，但林迪斯法恩和惠特比（Whitby）等伟大的凯尔特人修道院日益受罗马化的影响：在圣卡斯伯特（St.Cuthbert），爱尔兰传教士的孤独和苦修与罗马人对修道院生活和戒律的态度相结合。

另一方面，在这数年内新建的许多修道院将成为不列颠后来几个世纪的大修道院。

其中最显赫的是韦穆（Wearmouth）修道院和贾罗修道院，这两座修道院由本笃·波斯哥（BeBiscop）创立，波斯哥曾是诺桑比亚贵族，后来成为修道士。

波斯哥曾五次前往罗马，他的双子修道院为诺桑比亚带来了地中海教会的文化。

这两座修道院里最著名的信徒，比德本人，描述了波斯哥是如何雇用高卢泥瓦匠“以他一直喜爱的罗马风格”

建造一座教堂的——教堂内装饰了大量的绘画和家具，并建立了一个装满欧洲大陆书籍的大图书馆。

虽然这些成就很了不起，但在农村，教会的工作仍需要更稳固的基础——迄今为止农民并没有完全皈依基督教。

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在这里，传教的第一阶段是由修道士或准修道士完成的。

事后看来，传教工作和教士关怀似乎是神父的活动，而非僧侣。

但是在公元7世纪和公元8世纪，即使在凯尔特教会之外，这一界线也没有很明确。

英语单词“mynster（修道院）”

被用来指代从真正的本笃会修道院到小型、松散的神父社区等机构。

各个修道院的教规差别很大（波斯哥为贾罗修道院制定了自己的教规），标准也是如此。

除最大的修道院之外，我们真的很少知道其他修道院里的生活情况。

但很明显，到公元750年，英格兰已有数百个具有真正的、重要的宗教功能的小“修道院”

，它们为最早的英格兰教区系统服务。

这些“老式大教堂”

比普通的当地教堂更古老，服务的区域也更大。

大多数后来发掘出的有关“老式大教堂”

的资料显示，它们几乎处于废弃状态，只能发挥着有限的功能。

因此，除了知道它们存在过之外，我们对其布道工作知之甚少。

据推测，学院派神父或严于律己的僧侣代表在一个限定的“教区”

内四处行走，向当地社区布道。

教堂的“教区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