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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世纪早期（第3页）

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由一个戏剧性事件造成的，而是由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进程导致的。

这是因为在12世纪和13世纪出现了海量的书面记录，编写和保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比以往多得多。

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开始，大约有2000份法庭令状和土地契约保存下来，而仅从13世纪保留下来的就有数万份。

当然，2000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献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

但是13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

例如，据估计，仅13世纪的小农和农民就产生过多达800万份土地契约。

即使这个估计的标准过于宽松，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各个阶层（例如农奴）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这些文件。

在“忏悔者”

爱德华统治时期，据说只有国王拥有印章，而在爱德华一世的统治下，法规要求甚至农奴也必须拥有自己的印章。

这一发展的中心，或者说它的原动力，来自国王的政府。

国王拥有永久性的记录机构文秘署，例如法院和财政部——它们变得越来越忙碌。

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我们可以称量文秘署使用过的封印蜡的重量。

在13世纪20年代末，每周要用掉3.63磅的封印蜡，到60年代末，这个数字已升至31.9磅。

政府不仅发布了比以往更多的文件，还系统地制作副本并把它们保留下来。

此处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1199年。

在那一年，文秘署簿记员们开始在羊皮纸卷上抄写大部分以大封蜡寄出的信件（当然包括所有重要的信件）。

文秘署的记录被保存下来，意味着1199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政府的日常事务。

这些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录的激增带来了从习惯性记忆事件向用文字记录事件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人人都在“参与扫盲”

；即使有些人自己无法阅读，他们也习惯于通过书面媒介进行日常业务的处理。

显然，这种文化意识的发展与通常被称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运动密切相关。

起初，新学问的机构都出现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城镇和大教堂中，但到了12世纪末期，英格兰出现了一些高等学校，到13世纪20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成立。

在牛津大学，有些学院的男性可以学习严格的实践科目，如财产转让、管理学和初级法律程序。

整个英格兰的趋势是，各个层面的学校越来越多。

但这些深刻的发展是否与社会机制在其他方面的革命性变化有关？显然，所有这些书面记录的产生意味着社会变得更加官僚化，但这是否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关系得到保护或被改变了呢？经济体系是否在变化？政治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吗？或者两者只是被更详尽地记录下来而已？

这些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

历史证据的累积性质往往使证据具有欺骗性。

例如，一种特定形式的人际关系可能首先在13世纪被清楚地记录下来。

但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关系本身起源于那个世纪？或者说这些类型的关系在这个时期首先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或者说这种关系早就存在了，而相关文件只是从那个时期才开始记录并被保存下来？一个典型的事实是，一种被称为“家仆契约”

的文件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

契约记录了一名男子为其主人服务的条款，如果是长期服务合同，契约通常会写清他的工资，即他的雇用费。

在这些文件的基础上，历史学家们已经断定，“契约家仆”

和“合同军”

都是在13世纪末出现的，并且它们是中世纪后期“可恶的封建主义”

（BastardFeudalism）的特征。

然而，有明显但间接的证据表明，接受费用和工资的合同军队和家仆至少早在1100年就存在了。

总的来说，在本章，作者认为英格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机制方面的连续性比通常所认为的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