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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世纪后期（第10页）

人们在心理上逐渐适应瘟疫的冲击后，社会做出了出色的调整——尽管并非没有动**。

土地所有者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了最痛苦的调整——当然并非所有方式都是出于维护国内和平的考虑。

一些人，包括思想更加保守的教会地主（如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采取高压措施，甚至压迫和勒索他们剩余的佃户。

为了维持他们的收入，一些庄园主无情地压榨佃农；像莫蒂默家族这样的权贵，在威尔士拥有大片地产，他们对佃农的严厉态度可能引发了威尔士亲王欧文·格兰道尔（OwainGlynd?r）领导的暴动（1400年）。

其他人，例如15世纪后期的白金汉公爵，采用了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来提高其庄园的盈利能力。

还有一些人认为，把用于放牧和耕种的田地和公有土地圈占起来成本较低，是支撑不稳定租金的另一种方式；在15世纪晚期，特别是在北部和西部，圈地运动步伐加快了。

大小土地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都开始采取行动，以“遏制雇工的恶意，他们游手好闲，在瘟疫之后，没有高工资就不愿意提供劳动”

。

爱德华三世颁布了旨在恢复鼠疫前的工资水平、阻止被解放的劳动力的流动的法令（1349年），并很快转化成议会法规（1351年）。

此外，地位显赫的权贵或绅士有额外的财富来源：以授予土地、金钱和官职的形式获得的、来自王室的恩赐（正如后来亨利六世的博福特亲戚所熟知的那样）；家庭遗产使约克公爵理查（约1460年）成为他这个时代最富有的贵族；或者有幸与一位继承了丰厚遗产的女继承人或富有的寡妇结婚。

其他人凭借为国王效力而发迹，尤其是在战争中。

亨利五世在征服法国的过程中打了一系列大胜仗，他的手下利用捕获的俘虏索要赎金，并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庄园。

在1448年之前，白金汉公爵每年从法国的佩尔什省（Perche）获得的收入超过530英镑。

15世纪中叶，一些人把从为国王效力和战争中获得的财富投入到最宏伟的计划中，即建造雄伟而优雅的城堡，例如约翰·法斯特夫爵士在卡斯特（诺福克郡）的城堡，赫尔伯特在拉格伦（格温特郡）的巨大堡垒宫殿，拉尔夫·博特勒爵士在格洛斯特郡苏德利的城堡。

这些手段和资源，催生出了新兴贵族，这些贵族在各方面都与前几个世纪的贵族不相上下，而且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地区立场，如北部的内维尔家族（Nevilles）和珀西家族（Percies），以及西部的斯塔福德家族（Staffords）和莫蒂默家族。

在14世纪的英格兰，经济、社会、政治和军事紧张的累积效应最明显地暴露在瓦特·泰勒的农民起义（1381年）中。

这**动的强度、时间长度和广泛的号召力，都是空前绝后的；但它的根本性质与随后几年的其他阴谋和造反一致。

1381年爆发的普遍暴力反抗是由另一种人头税引发的。

这一次的税率是一个人头1先令，3倍于1377年和1379年的标准。

人们的反应是逃税、对征税者和进行调查的法官实施暴力，并最终在1381年6月演化成起义。

来自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农业工人的起义队伍迎来了城镇居民和伦敦人的加盟；东盎格利亚生产粮食和羊毛的乡村，已经感受到经济紧缩和混乱的全面影响，以及日益过时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

此外，起义者对14世纪70年代的政治管理不善以及最近在法国战争的惨败感到失望，他们担心敌人会袭击英格兰的沿海地区。

尽管异教徒在反叛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对英国教会的学说和组织的激进批评，使许多人倾向于谴责一个似乎没有履行职责的机构。

对政府施压、向新国王呼吁（“支持理查国王和忠实的平民”

是叛乱分子的口号）为不满的人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同时伦敦的民众当中有一大批潜在的起义同情者。

于是，起义者从埃塞克斯和肯特前往伦敦会师（在这里，瓦特·泰勒和神职起义煽动者约翰·鲍尔成为领袖）。

他们打开监狱大门、砸烂了国王的大臣们的府邸、洗劫了伦敦塔，并试图恫吓理查二世做出重大让步——如果这些得以实施，它们将打破农奴制的残余束缚，彻底改变教会和国家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起义的策划和组织都很糟糕，更像是挫折感的本能大爆发。

到6月15日，起义者已经纷纷散去，各自回家了。

1389年，当理查二世22岁时，他宣称：“我的年龄足以统治我的王宫、我的内臣和我的王国。

我现在所处的状况，应该比王国中条件最差的人更糟糕，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公平的。”

1386至1388年间，上诉的领主试图左右国王的盟友和大臣的选择，并规范国王的政治行为——这一系列事件已经破坏了冷酷的国王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关系。

这些领主当中包括一些国内最显赫的权贵，他们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的庄园规模，加起来可以与位于威尔士、柴郡（Cheshire）和康沃尔郡的较偏远的皇家封地相媲美。

然而，在1389年之后，理查谨慎地宣称自己是英格兰国王，并且凭借他的智慧和勇气，试图解决上个世纪前几任国王的野心和政策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相对政治平静的时期，理查小心翼翼地依托他的内臣和偏远的封地，特别是柴郡和北威尔士，建立了一个忠于他的集团。

从阿伦德尔伯爵那里没收来的土地，提高了国王在威尔士边区的王室权威——在那里，贵族阶层的领主是最具独立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