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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都铎王朝（第7页）

沃尔西在1515年圣诞节前夕被任命为大法官，他声称自己在国外是个调解人，在国内是个社会改革家；但若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不得不把亨利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政治地位置于利他主义动机之前。

他最大的资产是他在英国教会中获得的特殊地位。

对亨利和沃尔西来说，要强迫教皇授予沃尔西“终身全权使节”

头衔，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并可以自己召集教会理事会和宗教会议。

利用这些权力，沃尔西设法让整个英国教会和教士都服从都铎政府和税收制度。

看上去好像暗地里艰难地达成了妥协，即亨利同意教会目前最好由一位是王室仆人的教士来掌控，而教士们也接受了这一事实：服从神职领袖要比服从世俗统治者更好。

因为毫无疑问，沃尔西上台会保护教会，避免教会里充斥着平信徒的观点。

麻烦的是，随着国家稳定和王朝安全得以恢复，英格兰又受到越来越多其他力量的冲击。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批判中世纪的经院主义，提倡重新探索古典学术和简单的“基督哲学”

；他的思想迅速席卷北欧。

作为托马斯·莫尔的密友，伊拉斯谟多次前往英格兰，于1511年至1514年间在剑桥编著了圣杰罗姆（St.Jerome）的书稿和《希腊文新约圣经》。

他的追随者们早在1511年就首次挑战教会当局了。

那一年约翰·科利特在宗教会议上布道时，抨击了神职人员的胡作非为，并要求教会实行内部改革。

伊拉斯谟的布道激怒了教会，但他继续呼吁宗教复兴，用犀利、诙谐而机智的言辞批评教士和修士以及教会迷信，甚至批评罗马教皇制度本身，赞美科利特的传道。

在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公开挑战教皇权威之前，伊拉斯谟出版了《基督教骑士手册》（1503年）、《愚人颂》（1511年）和《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1516年）。

1516年，他又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圣经》的最终版本时，学者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平信徒都异常喜悦，因为最后他们喝到了来自源头的清泉。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更为复杂。

这本书妙趣横生地描绘了一个虚构的社会，一群异教徒按照自然美德的原则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岛屿上。

乌托邦人有理性但缺乏基督教的启示。

该书隐晦地将他们良好的社会风俗和开明的态度，与现实中欧洲基督徒低劣的行为标准进行比较，无声而震聋发聩地控诉了后者。

书中讽刺并挖苦说，基督徒需要从异教徒那里学习很多东西。

但伊拉斯谟和莫尔的世界观是不堪一击的。

即使没有路德的挑战，他们的观点也不会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在其体系中信仰和理性存在矛盾。

莫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信仰优越于理性，且天主教的信仰必须得到捍卫——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戒律，但伊拉斯谟相信人的理性，不能接受上帝通过让人们相信那些已经被有识之士质疑的东西来检验他们的信仰。

路德（至少在开始时）十分感激伊拉斯谟，但是他们因为对信仰和理性持不同意见而激烈争辩。

很快，路德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伊拉斯谟。

路德和他的追随者宣扬，单凭优秀的作品和天主教会的圣礼是不够的。

恩典，也就是救赎，完全是按照公正仁慈的上帝的意志：善者（或“上帝的选民”

）收到信仰这份礼物，信仰与他们自己的行为（或自由意志）、教皇或教士的行为（或自由意志）无关。

路德说，这才是基督真正的福音。

这种“新学问”

的兴起，正如其名，成为16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力的力量，那时路德的思想和许多书籍开始渗透到大学、伦敦市、伦敦四大律师学院，甚至进入了王室宫廷。

在剑桥大学，受影响的人包括牧师罗伯特·巴恩斯（RobertBarnes）和托马斯·比尔尼（ThomasBilney），他们在伦敦和东盎格利亚传播了“神的话语”

。

沃尔西在托马斯·莫尔的协助下，坚定地消除异端，但没有成功。

他的批评者指责他不愿采取火刑——因为沃尔西会烧书和监禁人，但是每当想到自己要把人扔到火里时，他体会到了伊拉斯谟所说的“人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