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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第5页）

1662年，一项议会法案赋予了警察和监督者以权力，他们可以惩罚那些为寻找闲置的公共土地或者荒地来盖房子，而在不同教区间来回迁徙的移民。

17世纪可能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个迁出人口多于迁入人口的世纪。

在这个世纪，有30多万人（主要是年轻的成年男性）跨越大西洋移居美洲。

最大的群体迁往西印度群岛；第二大群体迁往弗吉尼亚州和信奉天主教的马里兰；一个小群体迁往以清教徒为主的新英格兰。

移民浪潮是波动的，但在50年代和60年代达到顶峰。

对于大多数移居国外的人来说，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寻找工作和追求更好的生活。

然而，对于少数人来说，移民是为了逃离宗教迫害，他们期望建造教堂并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他们的上帝。

越来越多的人因犯罪或仅仅因为流浪（特别是17世纪60年代）而被强行送往世界其他地区。

除了跨大西洋的移民之外，还有未知数字的英格兰人越过了英吉利海峡，前往欧洲大陆定居。

其中最大的群体可能是天主教家族的后裔，移民是为了宗教自由或充当雇佣兵。

新教徒的年轻后裔也纷纷参加雇佣军。

其中数百人返回英格兰参加了内战。

因此，尽管在16世纪，英格兰是著名的宗教避难处，但在17世纪，欧洲和美洲接受了来自英格兰的宗教难民。

17世纪初，迁入英格兰的外国人可能比前几十年少。

17世纪唯一重大的迁入移民是犹太人和法国的胡格诺派——犹太人在克伦威尔政权取消了定居禁令后蜂拥而入，胡格诺派则是为了逃避路易十四在80年代对他们的迫害。

很少有人在离他们出生地很远的地方安家落户，更多的人前往英格兰各地。

商贩、承运人和其他从事商品运输的人员增长了三倍或四倍。

沿海贸易中的货运量可能也增长了三四倍。

马路上挤满了小贩（叫卖着新闻报纸、传单、年鉴、警示录和写满生活诀窍的小册子等）、兜售各种小饰品的流动商贩，还有旅行艺人。

农村生活的社交中心是教区的教堂，而酒馆一直是人们消遣的地方，这一时期，在传播新闻和信息以及形成流行文化方面，酒馆已经不逊色于教堂。

17世纪初，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酒馆进行了监管，主要是为了避免太多的大麦用于制麦芽和酿酒；到17世纪末，政府监管更关切的是酒吧存在煽动叛乱的隐患。

1540至1640年这100年间，财富出现了再分配的现象——从富人和穷人手里移向中间阶层。

王国里最富有的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租金和服务，而这些都很难跟上通货膨胀：长期租赁的传统、固定租金的习俗和波动的“进入费”

（entryfine，租约易手时支付的款项）影响了富人的收入。

精明的地主可以确保收入增长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但许多人做不到。

同样，那些有农场或财产但不能自给自足的人，受食品价格上涨（更糟糕的是价格波动）的冲击；而劳动力市场过剩，实际工资下降，使穷人很难填补他们的亏空。

无地劳工和住小茅草屋的人激增。

然而，社会的中间阶层，无论自耕农还是商人，生活却蒸蒸日上。

如果他们的生产超过了自己的需求，有了剩余，他们可以高价卖出，并雇用廉价的劳工扩大生产。

他们可以把钱放贷给贫穷的邻居（那时候还没有银行、股票和提供住房贷款的房屋互助协会），一旦借贷人未能偿还债务，他们可以没收借贷人的财产。

他们投资于更多的土地，宁愿扩大业务规模而不愿意将资本投入改善生产率。

许多人从农民阶层升入了绅士阶层。

17世纪，英格兰只有两群人享有“社会”

地位——绅士和贵族。

其他人具有“经济”

地位，并由经济功能界定（如牧民、皮匠、商人、律师等）。

贵族和绅士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

他们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