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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第6页）

，那就是“高贵”

。

贵族和绅士是“高贵的”

，其他人都是“卑贱的”

或“粗俗的”

。

这些概念部分来自封建和骑士传统，根据这个传统，王室持有土地，骑士们通过军事功勋从王室换取土地。

这些军事功勋到这一时期早已不存在，但关于土地和庄园的所有权能够给所有者赋予社会地位和“荣誉”

的概念重新焕发了活力，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概念被应用到英格兰。

对绅士或贵族的治理应该不同于其他群体。

绅士过着独立休闲的生活，不需要工作就有收入，衣食无忧，不依赖别人，有时间和闲暇来投身于政府事务。

绅士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并训练做决定的能力。

并非所有的绅士都曾任职于需要一些特质的岗位（如治安法官、警长、民兵队长、高级警官等），但是，所有绅士都有这种担任公职和治理国家的能力。

绅士应该热情、仁慈、公正。

无论在财富上，还是在心智和个人偏好上，绅士都不同于自耕农。

小绅士和自耕农收入差别不大，但他们过着不同的生活：绅士出租他的土地，穿棉布和亚麻布，能读拉丁文；自耕农是干粗活儿的农民，穿皮革，用英文读写。

到1640年，大约有一百二十位贵族和两万名绅士，占成年男性的120。

土地的永久性和土地收入的稳定性使得绅士精神局限在乡村地区；富有的商人或手工业者虽然收入可能比许多绅士高，并且在他所在的地区政府中担任同样的公职，但并不具有绅士的地位，而且他必须工作，他的资本和收入是不稳定的。

绅士年幼的儿子，如果去学法律或做生意，就无法保留他们的身份地位。

不过他们可以从事某种职业，从而让自己和儿子可以重新获得绅士地位。

富商或律师希望通过购置庄园，在晚年过上绅士般的生活。

这种模式在17世纪后期发生了转变。

此时的条件对大农民（largefarmers）不利——高赋税、高劳动力成本和低利润。

如果他们不在提高生产率上加大投资的话，将比不上大地主（大地主依靠的是规模经济）。

这一时期，极少有自耕农渴望跻身绅士行列，同时很多未成年的绅士放弃为了保持绅士的外表而进行的不平等的竞争。

另一方面，职业人士、商人和城镇官员更加大胆地声称，他们跟乡村绅士一样优秀，理应获得受人尊敬的头衔。

于是“绅士”

的定义被延伸，囊括了以上这些人（他们不需要预先购买土地）。

这些“伪绅士”

越来越受人尊敬，越来越被人认可，甚至得到了传令官的认可。

然而，他们没有获得广大乡村绅士的认可，他们认为自己所珍视的绅士身份被贬低了，并对此深恶痛绝。

为了回应“绅士”

一词被贬低的情况，他们推出一个新的术语，以恢复他们的排他性和自我重要性：他们称自己为乡绅（squire），称自己的群体为“乡绅阶层”

。

1540至1640年这100年间，中间阶层以牺牲社会最底层和部分最顶层的利益为代价而得到巩固。

16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贫困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而大农场主和小地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社会顶层则大发横财。

到1690年，一群拥有地产的人崛起（他们伟大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利益、财富和权力建立在地产之上，但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地产。

他们的投资涉及贸易、政府贷款、矿产资源，以及农业种植方法的改进和出租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