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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2（第12页）

詹姆士解雇了34的治安官与大部分的郡尉。

他所扶持的新人，社会出身较低。

詹姆士的清洗在地方政府中所形成的一场社会大革命，甚至比1646至1660年间的变革还要重大。

詹姆士在大多数城镇的章程中，呼吁重组他们的政府，让“非国教徒”

有控制权（如果他想获得议会多数的同情，这一点尤为重要）。

为了争取“非国教徒”

，詹姆士颁布了《宽容宣言》，给予他们充分的宗教自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许多英格兰国教领袖将他们的宗教信仰放在他们的政治原则之前，但许多“非国教徒”

选择将政治原则放在首位。

他们毫不怀疑詹姆士只是为了眼前的目的而利用他们。

因此，双方领导人联合起来实行了权宜之计，邀请奥兰治威廉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来到英格兰，并向詹姆士进行抗议。

也许他们真的相信这会迫使詹姆士同意威廉的羞辱性条款：召回旨在建立一个拥挤议会的令状，并发布建立“自由”

议会的新命令；向法国宣战；成立委员会调查年幼的威尔士亲王的合法性。

只有少数人愿意拿起武器参加威廉的入侵，但愿意帮助詹姆士的人更少。

无论那些邀请威廉的人怀着什么期望，威廉本人肯定打算废黜詹姆士。

他的这一想法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他唯一的借口是利用整个英格兰的陆军、海军和金融资源来向路易十四开战。

但他是如何获得国王宝座的，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清楚。

最后，由于詹姆士已完全精神崩溃，威廉在几周内宣布与玛丽联合执政。

詹姆士的军队和威廉的军队从未遭遇过。

威廉于11月5日在托贝港（Torbay）登陆，而后向东行进。

詹姆士把他的军队带到了索尔兹伯里，他不停地流鼻血，延误了行军。

随着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怪异和狂躁，他的许多专业军官和指挥官都抛弃了他。

后来詹姆士逃回伦敦，很快就落入威廉的手中。

即便如此，他的处境并不是毫无希望。

一系列含糊的许诺本可以让他保有大多数同僚和主要绅士的忠诚，但他已失去了理性。

他两次逃脱（第一次是他在肯特海岸被善良的渔民抓住并被送了回去，这令威廉大为恼火）。

后来詹姆士逃往法国，路易十四公开承诺用法国的军队来帮他复位，而威廉明确声明，除非他与他的妻子共同登上王位，否则他不会保护这个王国，这让英格兰在政治上别无选择。

几乎所有辉格党人和大多数托利党人，尽其所能地合理化他们的行为，并以各种方式一致认为詹姆士已经腾出了王位，且把王位交给威廉和玛丽。

1688年的“光荣革命”

比1642年的“大反叛”

（GreatRebellion）更令人无法预料，而且其后果可能更重大。

唯一真正大大削弱王权的，是1641年的立法。

该立法废除了那些特别容易受到国王控制的法院和地方议会。

最重要的限制是，剥夺了枢密院的司法权。

枢密院的实权被剥夺之后，就不再是一个行政的、活跃的机构，不再监督、劝诱和指挥当地政府的工作，而是恢复到它起初的功能——清谈机构，即国王寻求建议的地方。

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枢密院可能从未像都铎王朝时期那样运作过；詹姆士一世允许倾轧之风从枢密院蔓延到议会；查理一世不想听到枢密院内部小组提出的不同建议，他希望这些傀儡议员支持自己的原有看法。

查理二世召集大臣们到他的私人住所举行仓促会议，秘密地制定政策，以便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于不同的原因，每位君主都鼓励枢密院的秘密委员会发展壮大，委员会由担任重要职务的人组成。

这是18世纪内阁议会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