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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斯图亚特王朝2（第4页）

数千名绅士和很多其他人的财产在对手控制的地区，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收入全部由国家征用，只有那些有妻子和子女的，才被准许保留收入的15。

战争接近尾声时，议会允许不太活跃的保皇党人（“过失者”

）通过支付高额罚款来重新获得他们的庄园；但保皇党的强硬派（“邪恶者”

）不允许通过这样的方式赎回财产，后来他们的土地在公开市场上被拍卖给最高出价者。

而那些财产没被没收的人，都被要求把钱借给国王或议会。

拒绝“自愿”

借钱将招来罚款。

除了这些负担之外，双方都采取了免费征用民宅的措施，即部队扎营在民宅里，平民几乎得不到任何食宿的补偿。

移动的部队很可能自取所需，谁敢抗议，他们就把火枪指向谁。

虽然抢劫和掠夺比较罕见，但偷盗和踩踏农作物很普遍。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被战争严重打乱的经济体中。

保皇派占领了伍斯特，议会占领了格洛斯特，这严重影响了塞文河上的贸易；保皇派对牛津的占领和议会对雷丁的占领也影响了泰晤士河上的贸易。

糟糕的天气带来了其他问题，17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了该世纪最糟糕的粮食歉收问题。

高税收和高食品价格影响了制造业市场，并导致经济衰退。

穷人和生活拮据的人的困境令人绝望。

要解决战后的和解、解散军队和恢复“正常”

等问题，需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

为了打赢内战，议会还必须赋予其代理人广泛的权力，甚至是专断的权力。

这场战争是由伦敦的一系列委员会负责管理的，这些委员会负责监督每个县和区域联盟的委员会的活动。

各级委员会被授予与普通法原则相悖的权力：评估人民财富并摊派税收的权力；搜查房产并扣留货物的权力；以及在未经审判、未陈述理由和未受限制的情况下，监禁那些阻碍他们的人的权力。

享受这些权力的人，受到任何民事或刑事诉讼的时候，都可以得到补偿，（在1647年中期以后）该赔偿由另一个议会委员会执行。

地方最高法院的判决被委员会法令搁置。

正是这些举措，保障了议会打赢内战所需的资源。

但到了1647年和1648年，议会的治理看起来比国王更加暴虐。

和平和复辟的呼声高涨。

为了赢得战争，议会还向苏格兰人承诺解散伊丽莎白时代建立的教会，并根据上帝的话和“最佳改革教会的榜样”

重新创立教会（这是一种诡计，因为苏格兰人错误地认为这应该是他们自己的教会）。

到1646年，这些至少在纸面上完成了。

主教、天主教堂、教会法庭、祈祷书和教历（包括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被废除和禁止。

取而代之的是“长老会”

制度。

一些邻近教会的传道人和长老每月开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每个郡内所有这些会议或“班”

的代表定期会面。

教区、各阶层和地方的活动，将由教会全国大会和议会进行协调。

人们未能摆脱旧教会的权威，同样不能摆脱新的国家教会的权威。

新的国家信仰将建立在新的祈祷书（《威斯敏斯特公众礼拜守则》，强调即兴的祷告和宣讲圣言）、新的教义问答书和新的信条上。

在各个层面上，“敬虔”

的人都有权利通过教会和世俗制裁向他人灌输道德义务、“礼仪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