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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第11页）

此外，沃波尔的辉格党纲领的要求特别宽松，许多以前支持托利党的家庭很容易就接纳了辉格党的新原则。

对于那些出于兴趣或本能而自然靠近宫廷政治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在18世纪初，康沃尔郡附近的自治市镇，辉格党和托利党割据平分秋色；到了30年代，已经成了辉格党可靠的自留地。

在上议院中，只有少数托利党人继续忠于他们在下议院的朋友。

尽管在1712年，哈利（Harley）在那里获得了托利党的多数席位。

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或剧烈的，而是稳定且持久的渐变，18世纪一些最重要的政治名称人物也是变化中的一部分，包括皮特家族和福克斯家族。

沃波尔和佩勒姆统治下的政治舞台的稳定性，无疑是汉诺威体系的一项重大成就；但重要的是不要夸大其程度。

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的政治，并没有陷入与他们俩常常相关的僵局。

汉诺威人对辉格主义的认同（尽管是掺水分的辉格派），导致铁杆的“乡村”

托利党家族被永久疏远。

这些家族中尽管很少产生一流的政治家，但在反对派中保持了一定的韧性，并成为其他潜在的敌对因素的核心，他们会使那些背叛他们的同志的日子不好过。

例如，当他们的一位贵族领导人高尔伯爵（EarlGower）加入亨利·佩勒姆一伙时，就导致了1747年大选时在高尔的家乡斯塔福德郡爆发空前的骚乱。

事实上，在各个郡，托利党有自己的地盘。

在郡级选民的“40先令自由人”

中，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西部乡村和威尔士，托利党得到了一贯的甚至越来越多的支持。

在其他地方，即使不是处于主导地位，他们也是有影响力的。

辉格派的持续舞弊行为使托利主义在教会的实力必然受到影响。

但教会的一个伟大的神学院牛津大学，仍然忠于圣公会的绅士阶层；并且托利党人家族有足够的教会庇护，来维持自己强大的利益。

在大城市，也有潜在的反政府的巨大力量。

例如，在伦敦、布里斯托、诺威奇和纽卡斯尔，民众有参与政治的悠久传统，并为保守党的煽动者提供了支持。

沃波尔体系的基础太广泛，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狭隘的专制集团——虽然城镇中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教士阶层以及大量的中下阶层都反对它。

这个时代的稳定局面，可能是表面上的。

即使没有这些内部压力，辉格党的优势地位也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

詹姆士党人的威胁可能被夸大了；许多为“海峡对岸的国王”

举杯祝贺的人，是否真的愿意拿他们的财产或生命去为斯图亚特家族冒险——这是值得怀疑的。

尽管如此，他们中更坚定的人得到了一些鼓励。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不仅让英国卷入了海外对西班牙的战争，而且卷入了对欧洲大陆上强大的波旁王朝联盟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乔治二世似乎主要关心保护他心爱的选帝侯领地；随之而来的是与国内利益发生冲突，最重要的是英国的金钱和士兵的鲜血被投洒到德意志和荷兰的做法广受抨击，给爱国的政客们提供了足够的把柄来攻击政府。

沃波尔早就预测到：战争意味着同时在英国土地上进行国王继承权的斗争——事实证明，就是如此。

当詹姆士党人于1745年入侵英国时，对汉诺威王朝构成全面的威胁。

按照欧洲标准，英国常备军的规模很小；即使是1765年12月“小王位觊觎者”

（Youender）率领一小股装备落后的武装进入英国中部地区中心地带，也已经把国防军忙活得筋疲力尽了。

政府早就抛弃了一支没有保守党支持的有效民兵组织；许多乡绅最多只是保持不情愿的中立。

在詹姆士党人的军队被击退并最终在卡洛登（）被击垮之后，对苏格兰高地人进行的凶残清剿，说明了伦敦当局的担忧到了恐慌的程度。

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方面，1745年的危机使辉格政府志得意满的状态有所收敛。

人们对辉格政府的习惯印象是政治上冷漠并保留贵族般的优雅——这种印象可能具有误导性。

这种印象很难与1745年衣衫褴褛且残酷血腥的叛乱分子的形象相匹配，18世纪50年代早期相对稳定年代的辉格党人也不是这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