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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第10页）

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理论，但并非所有的前提都是万无一失的，也并非所有的结论都是必然的。

沃波尔的管理原则远不够新颖。

至少自查理二世统治以来，历任大臣已经采用过这些原则，以便在下议院维持一个实质性的在朝党。

安妮及她的继任者统治的时期，官员们溜须拍马、追名逐利，更不用说腐败盛行。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沃波尔执政的和平年代减少了特权庇护关系的数量。

毫无疑问，沃波尔本人和他的有效继任者亨利·佩尔汉姆（HenryPelham）都是精明的管理者，而且这两个人都将执政党变成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权力手段。

但要打造乔治时代英格兰的传统的议会体制，需要的不仅是庇护制。

这并不是要否定沃波尔自己独特的才干。

作为一个朝臣，他是无可比拟的。

他对王后（部分通过她）和国王的操纵，完美地结合了奉承、哄骗和威胁等手段。

与卡罗琳王后关系密切的赫维（Hervey）有充分的机会目睹这一切，并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精彩的描述。

能在朝臣中脱颖而出并不新奇，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各种天赋的非凡组合，使他能够以同样的技巧处理与议会议员的关系。

他决定作为第一大臣继续留在下议院这一点，非常关键。

前任大臣们传统上会离开下议院而进入上议院，但是沃波尔留在了最终控制政府钱袋子的下议院。

作为论辩者，他有些粗俗（并不一定是缺点）、娴熟，并极有效率。

作为调解人，他了解和顺应典型的乡绅观点的能力十分突出。

但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策，这与他的老辉格党派同事的风格有着重大的不同。

对待教会方面，他希望避免古老的敌意进一步加剧。

在《补偿法案》（I）的协助下，“非国教徒”

可以享受信仰自由，甚至拥有一些地方权力。

但是，他并没有真的试图打破圣公会在原则上的垄断地位；并且，废除《宣誓条例》和《公司法》（CorporationAct）是100年以后的事。

他也认真讨论过其他领域的大规模改革，包括公司、大学或议会本身。

在沃波尔的统治下，辉格党对法国实行新和平政策，对其他所有国家也都奉行和平政策——这样就给国内的人民带来了低税收的宝贵益处。

从理论上讲，辉格党至高无上的地位仍然毋庸置疑。

在实践中，沃波尔巧妙地改变了汉诺威政权的基础。

他把强制政治让位于政治共识；独裁专制政治被一个乏味但却稳固的执政联盟所取代——这个联盟向愿意就未界定的“革命原则”

献言献策的任何人开放。

即使没有沃波尔，汉诺威政权最终也会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仅仅就腐败而言，并不是沃波尔的管理方式产生的新事物，而是庇护程度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1714年之前，宫廷的不确定或不一致的政策，使得对宾客和庇护人的统计非常困难。

从选举金字塔顶端的自治市民，到卑微的收税官或普通议员，获取经济利益和权力的手段还远未明朗。

在安妮女王统治下，政党政治的大部分不稳定性都源于由此产生的振**。

在1715年之后，大概在一代人这么长时间内，这个问题通过公共生活的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解决了。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反对将托利党纳入他们的政府部门，除了1743年短暂的“大屁股政府”

（这是沃波尔垮台后不稳定的产物），托利党仍在野40多年。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对托利党的排斥，更能确保政府部门的稳定。

在朝的托利党人毫无疑问首先是朝臣，其次才是托利党人；很多托利党人无法忍受永远无缘于官位和可观收入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