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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第13页）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期，不乏重要的创新发明和新兴企业。

但在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Darby，1678—1717）时代和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Wedgwood，1730—1795）时代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在这方面，18世纪中叶又是一次分水岭。

人们熟悉的早期工业革命中的巨人，如博尔顿、瓦特、加贝特、阿克赖特，以及韦奇伍德本人，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深刻影响了民族意识；在18世纪60年代初爆发的七年战争期间，诸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快速发展，极其振奋人心。

城市发展本身，反映了经济增长和人们普遍对这种发展的重视程度。

那些记得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状况并继续活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的人，将60年代和70年代描述为城市物质生活发生巨变和改善的时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较小的城镇。

发展重点始终是城市的空间、卫生和秩序。

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这些不断扩大的城市，备受外地人的青睐，因为它们拥有宽敞的广场、整齐的房屋和仓库。

相比之下，旧商业中心杂乱无章的城市面貌、狭窄的街道和木材加盖茅草的房屋，看上去已经过时，甚至有些原始。

任何有自尊的城镇都会借机向议会申请成立拥有重建城市的权利的改造委员会。

今天许多保存完好的乔治王朝时期的城镇，都得益于这一时期的重建计划。

也许最富有想象力的城镇规划的例子发生在英格兰边界以北；爱丁堡的新城（own）继续证明了城市奠基人在这方面的贡献。

位于不列颠岛南部的首都也不甘落后。

作为现代化进程的象征性举动，同时也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伦敦金融城的多扇中世纪城门于1761年被拆除；其中的路德门（Ludgate）曾经被修复和装饰一新，人们信心满满地计划再使用数百年——但是修复后不到30年就被拆除了。

在附近的威斯敏斯特，最大的单一城市重建项目于1762年几乎同时开工。

威斯敏斯特重建委员会成员及其在各个教区的合作伙伴将改变这个大都市，大片区域旧貌换新颜。

下水道和水管得到广泛铺设或重新设计。

街道和人行道都是鹅卵石铺就的，很多路是第一次修整；广场被清理、修复，并用各种雕塑和植物装饰；对房屋进行系统性编号；五颜六色的旧路标令人眼花缭乱，甚至给路人带来危险，它们被一一清除。

到了18世纪80年代，除了贫民窟之外，首都焕然一新的外貌，使伦敦人备感骄傲，也令游客特别是外国人惊叹不已。

不断加快的经济和物质增长，不可避免地对英国社会的特性产生了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结果符合前几个时期商业多样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因此，在社会结构方面，其主要影响可以说是加剧了社会等级差异。

由于财富的分配非常不均衡，而且由于税收的水平和性质对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微乎其微，中上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比底层的改善更为显著。

原则上，这绝不是新鲜事。

例如，16和17世纪的农业发展，已经明显改变了典型的农村社会结构。

圈地运动、囤积居奇以及总体上的改善，正在逐渐使乡村焕然一新，村民们通常是小财产所有者、自由民？或热爱老英格兰的自耕农等。

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通常出身于乡绅地主的租户，而不是土地所有者本人——现在正在主导一个农业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他们之下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多地被迫沦为无地劳动者。

这个进程有时被夸大了，因为它的实际发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条件。

但这个进程确实在18世纪加速了；最重要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18世纪的英格兰正在发展为一个更加两极分化的社会。

更糟糕的是，两极化的破坏性后果十分明显。

且不说当时识字率和通信技术的大幅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加，也会让更多令人担忧的贫富差距愈加明显。

统治精英生活奢侈、铺张浪费；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虽然幅度不大，但是累积起来的影响力更大——造成高度商业化、以金钱为基础的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尤为刺眼。

如果这是一种病态，那么它在首都表现得最为显眼。

在伦敦，由于相对缺乏完善的社会约束和习俗，可怜的穷人经常与舒适的资产阶级甚至富豪阶层密切接触，但却一贫如洗，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在菲尔丁和霍迦斯作品中所描述的道德愤怒和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