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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2（第1页）

第七章18世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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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判断，生活条件的实际恶化程度，被人们关注到的有多少。

在1750年之前，食品价格低廉，加上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使得工资稳定，穷人的实际收入可能有所增加。

伦敦人对杜松子酒的渴望所产生的可怕问题（穷人们喜欢喝茶，这种喜好虽然损害力较小，但当时同样遭到批评）表明，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并不过低。

然而，在18世纪下半叶，许多人的情况似乎已经恶化，又回归到粮食收成不佳甚至不足的旧循环。

再加上工业经济的短暂衰退和失业浪潮，使得最底层人们的生活变得危险且悲惨。

此外，人口迅速增长和机械创新，导致工资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使得新兴无产阶级中更贫困的成员不一定能分享工业发展带来的好处。

18世纪的社会问题，其敏感程度比其他时候看起来尤甚，虽然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或全面的答案。

穷人开始反击，主要用传统武器来捍卫陷入困境的经济秩序。

为了应对物资短缺和高物价，他们呼吁旧有法律制定限制中间商和垄断机构的条文。

为了反对削减工资和引进机械，他们联合起来，试图挫败他们的主人，组建俱乐部、提供社会保险。

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经常爆发激烈的反叛和骚乱。

尽管他们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

人们对富有的中间商的所作所为普遍心存不满，拥有土地的乡绅阶层对这种不满情绪表示同情。

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专业化市场的崛起，无论对地主还是食品商来说都至关重要。

陈腐的工业关系的机制存在类似的情况：由于资本主义制造商和非熟练劳动者的共同欺骗行为，旧的学徒法得不到有效执行。

认真遵守此类限制性做法的公司，将无法参与新的投资和行业。

各个行业协会更得不到重视。

纯粹提供养老金和疾病津贴的俱乐部，得到了上层社会的鼓励。

但是，联合会（或工会）也经常受到压制，即使工会是针对18世纪雇主较明显的不公正行为而成立，例如在西部的服装业使用卡车。

工会组织有时会取得成功，如伦敦的裁缝业或皇家造船厂——这要归功于成熟的行业工会组织的决心。

在大多数新兴行业中，制造商都占有绝对优势。

底层民众不满情绪的最极端表现，在某些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容忍——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家长式统治者们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必要的安全阀，即使有时候令人感到遗憾。

政府很少动用过度的手段来镇压骚乱，对少数相关人也只是采取警告性惩罚措施。

如果挑衅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即使看起来十分极端，惩罚通常会轻得出乎意料。

选举骚乱在大部分时间内都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在像考文垂这样动**的城市里，由于选民众多以及那些不是选民的人的积极参与，每次选举都注定会发生骚乱。

18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由于饥荒而反复爆发的食物骚乱，也或多或少被视为乡村生活不受欢迎但是必要的方面。

在一定限度内，政府对此类事件有高度容忍度。

例如，1765年伦敦斯皮特菲尔兹（Spitalfields）的缫丝工人认为，贝德福德公爵支持法国丝绸的进口而使他们的困境更加恶化，因而群起抗议，愤怒的工人全面包围了公爵的府邸。

暴乱严重到不得不动用军队的地步，但伦敦上流社会把暴乱看作一种有趣的消遣也并不令人惊讶，而值得人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

当然，如果暴乱持续下去，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因此，18世纪30年代最初的反对收费公路的骚乱，得到了相对宽容的对待，甚至得到了有产阶层的鼓励——因为他们跟社会底层民众一样，憎恶对公路收费。

但事后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惩戒性判罚。

此外，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对民众骚乱的态度有所改变。

为了捍卫选举权和新闻自由，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发起了旷日持久和有争议的运动，在街头引发了暴力示威活动。

随后以“威尔克斯和自由”

的名义与权威发生的冲突，产生了太多政治影响，已无法令当局熟视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