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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第4页）

在这个时候谈论一个罗德派（Laudian）或高教会派的反应是不合适的。

但任何与“非国教徒”

真正和解的迹象很快就消失了。

相反，在最近发生的事件的背景下，后者得到的好处微乎其微，仅仅得到一点勉强的宽容。

1689年的《宽容法案》实际上赋予了清教徒在英国圣公会主教许可的场所内做礼拜的自由——前提是有关人员同意《三十九条信纲》（Thirty-icles）的规定并得到《信仰划一法案》基本原则的支持。

这似乎与詹姆士二世向各类持“非国教徒”

所承诺的前景相去甚远。

毫无疑问，出于这个原因，淡化《宽容法案》的全部意义是习惯性做法。

给予那些信仰被严格限定的人以极其有限的自由，这对那些抵制“放纵宣言”

所提供的**并欢迎奥兰治的威廉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低廉的补偿。

但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人的观点。

对于在17世纪80年代早期遭受过严重迫害的“非国教徒”

来说，《宽容法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法定保障。

从焦虑的教徒的角度来看，维持《复辟协议》（Restoratio）的实质，同样非常重要。

1662年的《公祷书》一直是圣公会崇拜的礼仪基础，直到20世纪；但在1689年，它似乎提供了一个不稳定的教义平台——若没有这个平台，建立的新教可能会失去。

荒谬的是，由此产生的教会排他性，与英格兰在18世纪的声誉有很大关系，那时的英格兰在野蛮世界中被视为文明社会。

除了少数教派和教皇之外，接纳所有人的一个全面的国家教会，与一个受限制的宗教机构是非常不同的——后者与大量的非国教教徒共存。

这种差异可能意味着一个宽容的多元社会。

对信仰自由法律上给予承认远远超出了欧洲大部分地区所取得的成就，而伏尔泰称赞其为发展自由社会的关键因素。

如果是这样，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光荣革命的结果。

这些年来取得的成就的代价是，有着奥古斯都时代特征的社会紧张局势和政治冲突。

其中最突出的是宗教机构的困境。

这一时期的巨大呼声是“教会处在危险中”

。

回想起来，教会是否真的处于危险之中，似乎是值得怀疑的。

对于那些梦想恢复罗德派教会的人来说，宽容显然是一种可怕的打击。

但是，自由主义神学和情绪的浪潮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无害。

此外，根据《宣誓法案》及《结社法案》（TheTestandCorporationActs），英国国教徒享有的政治权利被《革命协议》（Revolutio）所完好保留。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在实践中，有迹象表明，“非国教徒”

能够挑战并逃避这种权利。

为了满足法规的要求，许多非国教教徒遵守国教的规定，每年根据圣公会的仪式举行圣礼；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会议室中进行其余的活动——这种做法长期刺激着他们的敌人。

在此期间，偶然合规的实际做法是否有所增长，尚不确定。

但毫无疑问，越来越明显的是，现在不信国教的小礼拜堂得到公开承认，那些参加在这些小礼拜堂举行的宗教活动的人所遵循的双重标准显而易见。

此外，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初的一般氛围，引起了教徒们的焦虑甚至导致歇斯底里。

人们对神学思辨和自然神教的倾向进行了大量讨论，并且非常恐惧。

约翰·托兰德（JohnToland）写的《基督教并不神秘》（itynotMysterious）是最早和最系统的、推广“自然”

宗教而反对“启示”

宗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