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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第3页）

只能从一个活跃且灵活的金融市场中，才能借到这笔巨资，而17世纪后期的经济状况就创造了这么一个金融市场。

虽然土地价值受到农业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但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已经大幅增长，而且所释放的投资盈余，多年来一直在冲击经济。

一个革命后的政府，急需现金，并准备抵押未出生的几代纳税人的收入，以能够提供有竞争力的利率，并提供有希望的投资可能性。

一批金融家的倡议，最终促成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他们原则上并未做开天辟地的新事。

只要战争爆发，各国政府就不得不依赖来自商界的贷款。

新事物就是政治基础设施，这是这一时期特别沉重的借贷所必需的。

新政权的信誉是建立在议会头衔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明确认识到有产阶级最终会买单，那么这个政权的信誉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没有认识到政权必须与这些阶级及其代表密切合作，那么就不存在这样的理解。

国债及其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个把非法王朝、金融界和纳税公众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之上的。

几十年里，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增加了国家的债务负担。

历届政府都越来越依赖贷款，而税收的主要功能通常仅仅是支付债务的利息。

事后看来，这个体系的优势在当时的欧洲独一无二，无可匹敌。

一个本来有点动摇的政权的政治安全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战时的国家资源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将大量私人财富引入公共支出。

当时，这种体系的缺点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国家债务实际可以偿还、国家能够摆脱破产威胁的妄称，变得越来越不可信。

一个传统上普遍厌恶税收的社会，现在愈加焦虑，而新形式的税收使得财政部和筹款委员会（itteeofWaysandMeans）的工作愈加困难。

然而，即使在当时，也有人对新体制的无价的政治优势有清醒的认识。

这源于这种体制对议会的影响，特别是对下议院的影响。

因为在这个体制精心设计的过程中，一切都依赖议会，议会理所当然地拥有在金融问题上的权力。

土地税是纳税人承担国债的基本保证，对其一次审议需要耗费一年。

即使是长期授权的关税和消费税，也是经过漫长的辩论和讨价还价才得以延长和更新。

“预算”

名义上是18世纪中叶的一项成就，当时该术语最初被使用，是在亨利·佩勒姆（HenryPelham）担任第一财务大臣时期（1743—1754）。

但它的基本特征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正是在1689年最终确立了议会在宪政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在17世纪，人们将该立法机构看作是过去英格兰中世纪的一种有些荒谬和令人不爽的残余，对于有效的君主制政府来说，是一种非理性的阻碍——这种政府可能完全无法行之有效。

现在，议会的未来是安全的；自1689年以来，议会每年都会举行一次相当长的会议。

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给一个古老的问题带来了新的转折：18世纪的政治家们行事的时候，不再希望忽略议会，更不会希望如何粉碎它。

相反，他们必须考虑如何操纵它。

对议会的管理艺术，是乔治王朝政治行为的关键。

在17世纪后期，政治革命必然会引发教会革命的前景或恐慌（取决于个人观点）。

在这方面，1688年的革命是重要的，或许不仅是因为它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没有做什么。

许多同时代人希望彻底修改17世纪60年代的教会和解方案。

有人提出要建立一个真正全面的国教。

对于一些“非国教徒”

，尤其是长老会，同意建立国教的愿望，比自1604年汉普顿法院以来的任何时候似乎都更强烈。

然而，他们的希望破灭了。

与1662年一样，英国圣公会的乡绅阶层不允许削弱教会的等级制和主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