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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第1页）

第七章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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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1789）

保罗·兰福德（PaulLangford）

革命及其影响

1688年“光荣革命”

的历史重要性，在数代人不断重新解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起伏不定。

在20世纪，这场革命尤其不被人重视；甚至在现代历史学术的要求下，其意义可能有完全消失的危险。

麦考利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辉格党人所钟爱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精神的决定性胜利，已经萎缩成自私的专制政治的保守反应。

特别是与现代革命相比，它似乎更像是宫廷政变，而不是社会或政治权力的真正转变。

这种印象得以加强或许是因为其具备当时最值得信赖的特征之一——相对没有那么暴力。

然而，这方面可能言过其实了。

在苏格兰，对被废国王的支持者不得不通过武力来镇压，这一过程于1689年完成。

在爱尔兰，完全是一场浴血之战，这在爱尔兰神话和记忆中仍然占有突出位置。

当伦敦德里的围困被解除，詹姆士二世在博恩战役中被彻底击败时，阿尔斯特的新教徒们当然认为他们的救赎是光荣的，但他们几乎没有想到：没有不流血的胜利。

在英格兰，人们很容易认为情况也是这样的。

前保皇党尼古拉斯·埃斯特兰奇（NicholasL’Estrange）证实，仅仅因为偶然，因为詹姆士二世的朋友们没有章法，尤其是国王本人出人意料地未在自己的王权范围内提高王权标准，才避免了如同17世纪中叶那么严重的内战。

然而，令埃斯特兰奇感到宽慰的是，他的家人在斯图亚特王朝的事业中免遭进一步的牺牲——这或许让我们了解到，在革命过程中英格兰相对比较平静。

从1689年1月在伦敦举行的议会辩论开始，随后的几个世纪一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妥协感，即有必要从边缘后退一步。

该会议通过简单的通过一项法案的权宜之计转变为议会，尽可能遵循1660年复辟时使用的程序形式，显示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即：把表面上非法的事物变成合法的。

在实质问题上，优先事项显然是找到一个共同的核心协议，而不是测试任何一方提供的更极端的解决方案。

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e）成为国王，王后是玛丽。

由丹比领导的托利党更喜欢玛丽作为唯一的君主，或者以詹姆士二世的名义实行某种形式的摄政统治。

但新教徒的救世主只接受王冠。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尽一切努力隐瞒正在做的事情的革命性质。

虽然詹姆士的所谓非法行为——特别是他对常备军的依赖以及他对分配和暂停权力的依赖——遭到正式谴责，但是《权利法案》却竭尽全力假装被废的国王实际上已退位，让被遗弃的王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奥兰治家族的保护。

尽管出现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但足以获得统治阶级中大多数人的同意。

不可避免地存在例外情况，由坎特伯雷大主教桑克罗夫特（Sancroft）领导的一些教士，以及在七主教案件中协助推翻詹姆士二世的两位主教，拒绝宣读“大会”

拟定的措辞谨慎的誓言。

其他人，比如诺丁汉的保守党，1681年至1687年，政府反对派的资深拥护者们，则努力与一个合法的国王的概念做斗争——在议会中国王被视作不一定合法的实际存在，但毕竟这不是上帝的任命。

然而，议会君主制被实质性地接受了。

这一成就的深刻意义被掩盖，不仅是为了有意识地试图避免1689年的教条式处方，而且它的意义也被随之而来的长期痛苦所淡化。

被动的服从和不抵抗，仍然是有影响力的理念。

一些精心构建的论点支持这种理念，这种论点强调1688年的“新教之风”

乃天意，同时也强调每个公民与任何形式的政权合作而不是服从无政府状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