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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2（第11页）

汉诺威王朝早期的英格兰教会教士们，通常是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的几所小型辉格学院培养的。

在新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牛津大学在情感上有回家的感觉。

奇怪的是，即使在汉诺威王朝初期，牛津大学已经培养了不止一位首相。

但佩勒姆几乎没有试图阻止他哥哥把教会的庇护权交给剑桥大学，而皮特曾一度屈尊利用自己的母校牛津大学的詹姆士二世党协会。

在乔治三世的统治下，牛津大学出了一位首相诺思勋爵（LordNorth），他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也正好代表了保王党郡县的老托利党一系。

如果托利党重返宫廷并不令人惊讶，那么乔治三世的其他新举措也就不奇怪了。

这一政权，曾怀着善意和崇高的理想。

新的“爱国国王”

可能会试图加强王室特权——任何这样的想法都会被迅速粉碎。

《王权继承法》（TheDemiseoftheAct）规定，法官不得像过去那样在君主死亡时辞职，从而消除了国王可能利用其合法权力扫除辉格党把持的司法机构的疑虑。

与此同时，《年金法案》（theCivilListAct）规定把王室津贴严格控制在每年80万英镑；这与拨给乔治二世的津贴相同。

但有一项重要的补充规定，即：王室费用产生的任何盈余都归财政部而非国王。

随着通货膨胀，这一规定使王室应对宫廷开支上涨的能力严重不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王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做出了最得不偿失的让步。

这是莱斯特家族党在威尔斯亲王弗雷德里克统治下的真正遗产——这不是缔造仁慈君主的奇幻计划，而是为了进一步限制王室的特权。

然而，与新政权的头等大事——和平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老皮特-纽卡斯尔联合政府也散了：皮特于1761年辞职，因为乔治三世和希特拒绝听从他的主张将战争延伸到西班牙；纽卡斯尔因抗议和平条款而于第二年辞职。

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他们所坚持的大多数论点已无足轻重。

如果不把战争期间获得的一部分利益归还波旁王朝，就无法实现和平。

把主要的法属西印度群岛归还法国，以及在加拿大水域保留法国的捕鱼权——这些让步并不过分。

在1762年的外交环境下，如果皮特和纽卡斯尔不想跟法国拼个鱼死网破，他们要做出的让步不可能比这些少。

此外，那些年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也付出了可怕的经济代价，到1761年这一情况引起了广泛的恐慌。

反对继续战争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和宣传小册子上，在伊斯雷尔·摩迪特（IsraelMauduitt）的《德意志战争思考》（siderationsontheGermanWar）的引领下，反战呼声十分强烈。

如果把战争进行到底，英国将以“破产”

告终。

此外，战争的标的物（获得腓特烈大帝的继续支持和一些额外的殖民地）的价值也存在疑虑。

乔治三世和希特向西班牙求和，放弃了过多的利益，尤其体现在和平条款上。

有可能他们认为，无论这场战争多么荣耀，并不是他们的战争，同时他们又急于求和。

但在本质上，他们谋求和平的做法是谨慎合理的，并得到了绝大多数议会成员和公众舆论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新的政权如此具有争议性呢？或许主要是因为，新政府的掌权者在其无害的活动中夹杂着对旧政权的一定程度的个人恩怨，而这必然会产生麻烦。

乔治三世的前私人教师希特勋爵被选中，来推行他的各项改革。

希特是一位热爱知识的苏格兰贵族，但缺乏经验和技巧。

为了让年轻的国王能够胜任君主的职责，希特给予的大部分指导都天真幼稚，而不够圆熟。

当时没有反对自由和宪政的大阴谋，也没有推行新专制制度的任何意图。

但毫无疑问，新国王和他的首相对在乔治二世统治时期独揽大权的人，怀着根深蒂固的憎恨；即使没有决心弃用他们，也会随时羞辱他们。

“黑心”

皮特在1757年被视为背叛了亲王的宫廷，公众对他的憎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皮特和希特在新形势下难以有什么合作。

但皮特是一个妄自尊大之人，只有圣人才可能跟他长久合作。

辉格党大家族是另一回事。

他们的社会等级、影响力和继承的重要性将使他们成为危险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