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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2（第8页）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影响力也巧妙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国家活力和有组织的专业精神。

1768年成立的皇家艺术学院，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协会，类似于代表医生和律师的专业机构。

在另一个层面，该学院把充满活力的本土艺术推上巅峰。

贺加斯（Hogarth）就是本土艺术的先驱，尽管他本人从未目睹自己达到巅峰。

并非外国影响在这个或其他文化领域都不重要。

安杰莉卡·考夫曼（AngelicaKauffmann）是崇尚时尚的伦敦最受欢迎的装饰艺术家；约翰·佐法尼（JohannZoffany）是伦敦最成功的肖像画家之一。

但是，这两位艺术家都没有像18世纪初外国艺术家那样发挥作用。

没有像韦里奥（Verrio）那样的人统领宏伟的装饰艺术，没有像亨德尔（Handel）那样鹤立鸡群的音乐家，也没有像赖斯布雷克（Rysbrack）或鲁比利亚克（Roubiliac）那样的人引领纪念雕塑。

相反，有修饰英国人房子的亚当兄弟，有传授音乐的伯尼（Burney）或博伊斯（Boyce），还有描绘墓园的威尔顿（Wilton）。

画家们最能体现新的文化信心。

霍迦斯在自觉地努力创造真正的本土艺术传统，最令人称赞的是他单枪匹马地为这一伟大事业而奋斗。

他创立的英国画派的继任者们，可以自如地借用大陆的画技，而没有自卑感或依赖感——这一点很了不起。

在这方面，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ht）——18世纪中叶不是最受赞扬但也许是最具创新性的艺术家，也很具有代表性。

他恰好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的朋友，他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医生、科学家兼诗人。

赖特最擅长的是他的带有教育目的的科学实验和发现。

但他也是熟练的、光的“操作者”

，其手法不亚于卡拉瓦乔（Caravaggio）。

像其他艺术家一样，赖特去了意大利——但这是在其主要杰作问世之后，而不是之前。

当他回来时，在许多人看来，他似乎失去了而不是获得了灵感。

纷争的政治

乔治王朝中期的英格兰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深刻而广泛，并对未来举足轻重。

但是，在世袭的权力和习俗的力量压倒一切的时代，这些变革对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还难以评估。

从表面上看，18世纪中叶的政治特征几乎没有变化。

诺斯（1770—1782）和小皮特（1783—1801）的政府，在执政能力和政策方面，能够与沃波尔和佩勒姆相比。

重大的宪法变革确实很少；在19世纪威胁“旧制度”

的动**和改革的洪流，看起来尚未形成。

然而，在这方面的表面现象，非常具有欺骗性。

由于大批民众具有政治觉悟，政治的语言、目标，甚至机制都受到影响，而不仅由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客们来左右政治了。

不说别的，1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报纸、版画和小册子中所展示的唇枪舌剑的范围和激烈程度，足以证明公众辩论的活力和政治家参政的热情。

在这些辩论中，有一位政治家似乎占据了特殊位置。

对老皮特的评价，是这样褒贬不一；即使在两个世纪之后，都很难给予他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恰切的评价。

在1754年之前，皮特的职业生涯远未取得成功。

作为一个挥霍无度的家庭中被偏爱的幼子，小皮特加入了辉格党，并最终通过婚姻进入了一个辉格党的望族——即斯托的坦普尔家族（Temple）。

年轻时，他是一个爱国者演说家，以令人生畏的辩才和鲁莽的**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名声。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他因强烈抨击汉诺威王朝而声名鹊起，并获得了高涨的人气，但这也使他成为国王不喜欢的人物。

1746年，佩勒姆家族为他提供职位——其条件是有经济收入但没有政治前景。

作为军队主计长，皮特被排除在高级决策之外，并在议会辩论中被有效地“捂住了嘴”

。

这似乎是爱国者晋升上的又一个范例，即以牺牲原则而换来职位。

但是，18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使皮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