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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2（第9页）

1754年首相亨利·佩勒姆的突然去世似乎成了一个分水岭，国王的话也证明了其重要性：“现在我将不再有和平日子了。”

佩勒姆的继任者是他的兄长纽卡斯尔（le），一位精明强干、经验丰富的大臣，绝不是辉格党内部传说所描绘的荒谬平庸之辈。

但在上议院，他发现很难行使他的兄弟或沃波尔的控制力。

皮特在下议院的主要竞争对手亨利·福克斯，缺乏取代佩勒姆的政治勇气或分量。

自汉诺威人继位以来，议会中的主导力量是辉格党的“老集团”

，但其几乎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他们的反对派托利党，现在越来越不甘心继续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也不再认真考虑迎接海峡对岸的流亡“国王”

，而是在构思新的想法。

难道皮特不能满足双方的愿望吗？

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尤其是国际形势。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确定了未来的主要冲突领域，但没有开始解决它们。

海外的主要焦点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的命运，而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世界性冲突——这两个国家是重商主义时代最成功的商业大国。

在北美，法国试图建立一条从魁北克贯穿到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带状防线，以切断英国殖民地。

在西印度群岛，两国就有争议的产糖岛屿不断发生争吵，就像在西非两国就奴隶和橡胶贸易发生争吵一样。

在印度，由于本土王子热衷于派系斗争且虚弱无力，加上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强取豪夺，使得当地的局势极不稳定。

这一切都预示着两国之间将要爆发一场决定性的殊死之战，以确立各自的帝国地位。

一旦战争爆发，对英格兰和皮特的政治对手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1755至1756年，英国未能在大西洋给予法国海军以决定性的打击，在地中海又丧失了梅诺卡岛，倒霉的海军上将宾（Byng）成了无情的替罪羊——这一切，让老辉格党政府名誉扫地。

这正好成就了皮特，或许也成就了大英第一帝国。

随后的几年，在历史上已经成为一个特别重要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时期。

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在北美和印度彻底击溃了法国，在其他地方也扭转了波旁王朝的威胁——这一系列成功代表了帝国成就的巅峰。

其时，皮特于1756年出任国务大臣，并成为下议院领袖，是国家的决策者之一。

他成功地打击了辉格党的“老集团”

政客，似乎预示着一位新政治家和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

约翰逊博士将沃波尔和皮特做了精辟的比较，称前者是“国王赋予人民的大臣”

，而后者是“人民赋予国王的大臣”

。

然而，皮特登上权力顶峰，更多依赖于自己精明的政治判断力和纯粹的运气，而不是公众的拥护。

民众给予他的支持，是由他在伦敦城的朋友和在地方各郡新结识的托利党同僚一手策划的。

他的第一轮执政，即1756至1757年的皮特-德文郡（Pitt-Devonshire）内阁，脆弱且短命；他的第二轮执政，即1757年的联盟，更为成功，部分归功于与纽卡斯尔达成的交易，部分原因是威尔士亲王（后来的乔治三世）的支持。

利益权衡与辉格党“老集团”

的这种结合，与皮特的历届前任和对手所构想的任何手段一样，是一种见利忘义的政治策略。

这一做法与沃波尔在1720年所做的极其相似——当时沃波尔和乔治王子（后来的乔治二世）通过威逼利诱重回宫廷。

战争也没有完全呈现皮特的崇拜者所宣扬的完美无瑕。

皮特追求的基本战略，与他以前所推崇的爱国宣言完全不一致。

他坚持不惜花重金与普鲁士建立联盟，并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来维持在德意志的一支部队——这个做法延续了佩勒姆和纽卡斯尔的外交战略。

皮特自己对七年战争有一个独特设想，他采取联合行动攻击法国海岸，转移法国人在德意志战场上的注意力；这是一次绝望的尝试，目的只是为了向他的朋友（对他的“汉诺威王朝”

政策越来越失望的托利党人）证明他的爱国者决心。

在军事方面，此举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基本上毫无效果。

胜利的最终来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皮特难以驾驭的其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