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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3（第2页）

那么，为什么“协会运动”

未能履行其承诺呢？1782年，当诺思勋爵让位于辉格党统治的短暂时期，伯克和他的幕僚们对议会进行了一些改革，取消了一些臭名昭著的闲职，并对王室财政进行了更为严格的审查。

但议会改革有名无实。

即使小皮特在1784年获得了最高权力，并且改革实际上也是由得到首相权威的财政部的长官提出的，但没有得到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协会运动”

诞生的环境有关。

人们对彻底改革的真正热情是有限的，并且通常局限于中产阶级和城市居民。

改革的呼声有时会产生不成比例的巨大噪声，但即使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得到的真正支持也极其有限。

“协会运动”

源于一场国家危机，在此期间，任何对现有政治的系统性批评都将具有号召力。

改革者对宫廷体制的浪费和低效率的强烈抗议，似乎特别合情合理。

30年后，因为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现象；当时，与拿破仑的战争开支巨大，并引发了经济危机，激发了相关的抗议。

但这些条件没有持续太久，大多数改革的兴趣都随之消失。

到了18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小皮特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商业逐渐复苏，财政状况明显改善。

经济繁荣比任何辩论都更有效地打消了改革的动力。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人们普遍越来越担忧极端分子所采取的措施。

改革运动的狂热分子不仅挑战了宫廷的腐败政治，而且挑战了支撑这一体制的宪政框架，甚至是有产阶级本身。

在改革运动初期的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到后来“人权”

派的影子。

按照后来的标准，像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Price）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Priestley）这样的人，算是温和的。

但他们正在挑战当时一些最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普遍的想法，因此打破他们与偏僻地方的绅士和地方商人的联盟，不费吹灰之力。

在这种情况下，戈登骚乱尤其具有破坏性。

改革派与戈登骚乱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骚乱者在1780年春天控制伦敦将近一个星期，在这期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无耻的宗教偏执，他们的目的是废除自1778年在政府和反对派的支持下通过的、对罗马天主教徒的宽容措施。

与1754年的《犹太法案》一样，很明显，立法机关很容易与民众的情感脱节。

反教皇的领袖乔治·戈登勋爵称他的运动为“新教徒协会运动”

。

对于受到惊吓的有产阶级来说，很容易将骚乱者与更受尊敬的协会会员的政治活动联系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英格兰如此显著的保守主义，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