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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革命与法治2（第1页）

第八章革命与法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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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1831年的墨尔本或1819年的利物浦，皮尔更有人情味，更加圆通老练，他的政策也取得了成功。

1843年和1844年的经济繁荣使宪章运动陷于低潮；运动在1848年的最后一次复兴，反映的是爱尔兰的痛苦，而不是英国工匠们的野心，也不是任何模仿欧洲革命的愿望。

晚期的宪章运动不仅更带有爱尔兰特色，也更具实验性和多样性。

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O’or）提出了土地安置计划，欧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死灰复燃，随之兴起的还有欧洲革命者的一些想法——因为许多欧洲革命者最终流亡到了英国。

但无论朱利安·哈尼（JulianHarney）和欧内斯特·琼斯（ErJones）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友谊多么令人神往，群众性运动已告终结。

以往的宪章运动分子仍然活跃在针对单一问题的各种运动中，例如禁酒运动、合作社运动（1844年的罗奇代尔先锋商店的源头就是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

其他人则移居国外。

许多以前的宪章运动分子，最终体面地进入维多利亚中期的地方政府担任公务员，或者进入新兴的地方报业。

“除非主建造城市”

1832年，从中东传播过来的霍乱席卷欧洲，在英国导致31000人死亡。

1833年，议会投票表决，为基础教育拨款3万英镑。

同时，约翰·基布尔（JohnKeble）在牛津大学宣讲“民族弃教”

。

这些事件只是恰好发生在政治改革时期（议会花在温莎城堡的马厩上的时间和金钱，要比教育经费多），但是它们是决定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人们理性界定自己社会地位的方式。

霍乱肆虐凸显了城市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尽管其影响在农村同样致命。

新工业城镇面积不大，人口密集，步行上班十分普遍。

城市的土地使用与阶层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数量较少的有产阶层，在棉纺城镇可能占人口不到5%，却通常占有50%的土地面积。

工人们一般住在工厂附近，或者靠近道路、运河以及后来铁路等交通方便的地方。

他们的居住环境肮脏不堪，因为19世纪的城镇往往烟雾弥漫、臭气熏天。

对于工人来说，这里的房租和其他生活开销都很贵。

租一套过得去的房子，可能需要一个熟练工人每周收入的14——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得起。

结果贫民窟在老城区激增，如伦敦的贫民窟聚集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地下室”

，苏格兰自治城的“地带”

（lands），以及梅瑟蒂德菲尔的“瓷器区”

（a）。

不仅如此，地主和投机建筑商还制造了带有地区特色的新贫民窟，如约克郡的“背靠背”

连排式公寓和窄小的“房间加厨房”

或“单向筒子楼”

公寓。

在1870年之前，在格拉斯哥，70%的家庭住在这样的公寓里。

住房条件差，卫生条件会更糟。

富裕的市民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出资成立委员会来提供水、排污和街道照明，以及一定程度的治安管理——结果这就让周边贫民的恶劣生存条件雪上加霜。

中产阶级居住区使用新式抽水马桶，经常把污物排入劳工阶级居住区的供水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