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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手势语言的多样性（第7页）

同样，如果研究发现手语之间存在共性特征，更甚者在手语和口语之间存在共性特征，那么毫无疑问，不能将其随意解释为共同的历史因素，因为这些语言根本不存在共同的历史。

至少对人类来说，这意味着手势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的广泛共性一定是语言的必要因素。

要讨论手语，很有必要从大类上将其分为两种：村落手语和聋人社区手语。

前者“出现在已经存在的相对封闭的社区中，且该社区中有一定数量的聋人儿童”

（Meir等人，2010），在此环境下，聋人和听力正常儿童互相联系，共同成长。

整个社区（或至少社区中大部分成员）都通过手势进行交流，而不仅限于聋人成员。

相反，聋人社区手语的出现需要失聪人士聚集一处并在交流过程中逐渐发展，正如前文所述的尼加拉瓜手语一样。

在某些偶然情况下，这种语言还有可能会广泛传播，从而超出初始社区到达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成为其交流载体（例如ASL的发展）。

很多国家的专属手语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别体现在其自身的语言结构上。

在“村落”

语言中，人们的交际需求局限于本地小社群。

大家拥有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很多想法类似。

这些因素一方面促进了交流，却也导致其语言的整体结构发展相对缓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高度发展对于完成交际目的来说作用不大，这也可能跟聋人群体和听力正常群体（这些人完全能够自由使用口头语言）混用该语言有关。

不管原因如何，我们观察发现：与尼加拉瓜手语相比，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地区的萨义德贝都因手语（Al-SayyidBedouins）以及与之类似的“村落”

语言在内部组织（比方说音系或是形态方面）上均略逊一筹，而萨义德贝都因手语的历史却比尼加拉瓜手语长好几十年。

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忘记手势语言的发展时间相当有限——和口头语言6万~10万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手势语言的发展最多只有几百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多手势语言发展不完善很正常，而让人震惊的是，其中一些语言（如尼加拉瓜手势语言）的发展居然如此迅猛。

前文对语言类别的划分绝非金科玉律。

19世纪早期，ASL就是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一个聋人学校发展起来的。

托马斯·加劳德特（ThomasGallaudet）[1]邀请聋人劳伦特·克莱克（LaurentClerc）来帮忙创建聋人学校，克莱克从法国引进的法式手语也因此成为ASL的一个重要来源。

然而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影响因素，包括马萨诸塞州玛莎葡萄园岛的聋人学生。

这一地区耳聋发病率高且世代遗传，因此形成了一种“村落”

手语体系。

目前“民族语”

收录的130种手语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聋人社区”

手语，与某个特定国家或国家内部政治团体（如加泰罗尼亚手语）一一对应。

当然也包括少量“村落”

手语，例如巴西的卡珀手语（KaapnLanguage）、尼泊尔的詹科特手语（JhankotSignLanguage）等，但是还有很多这样的语言有待发掘。

随着手势语言研究的推进，我们有望能够像探究口头语言一样探究手势语言使用者的内化语言，以确定变量，从而更好地进行个性化的分类定义。

不这么做，就无法真正确定手势语言在世界语言中所占的比例。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其展现出的人类语言能力来看，这些手势语言系统都是世界语言多样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托马斯·加劳德特：美国聋人教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