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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9711972 避免牢狱之灾成为我的最大动力（第4页）

我望着他们用紫外线灯检查所有唱片，心中暗暗发笑。

他们没发现带有那种记号的唱片，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

我欣赏着他们的困惑，试图掩饰自己希望逃脱惩罚的心思。

我们开始给他们帮忙，从货架上取下唱片，递给他们，然后又把唱片重新放回货架上。

我哪里料到，他们同时搜查了我们位于牛津街和利物浦的商店，发现数百张带标记的唱片。

等我明白过来时，已经太迟了。

“好的。”

有个海关官员放下电话，“他们已经找到了。

你最好跟我走一趟，我这就逮捕你。

跟我们到多佛去，把事情说清楚。”

我简直无法相信。

我一直以为，只有罪犯才会遭到逮捕，从没想到自己也会落到这一步。

我一直在从海关和税收里偷钱。

这可不是儿戏，别指望从海关捞了一把还能全身而退。

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因违反《1952年海关法案》第301款而受到指控：“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东码头，你依法将一份装货详单交给一名官员，该海关文件的目的是证明你出口了1万张留声机唱片，但这并非事实……”

那晚，我被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躺在光秃秃的黑色塑料床垫上，只有一条旧毯子。

斯托中学校长的前半部分预言变成了现实：我蹲监狱了。

那是我最珍贵的夜晚之一。

我躺在牢房里，望着天花板，感觉自己得了幽闭恐惧症。

我从来都讨厌受人左右，讨厌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我一直喜欢打破规则，不管是校规还是得到公认的传统，例如17岁的孩子无法编辑全国性刊物这种看法。

作为一个21岁的年轻人，我按直觉行事，完全独立谋生。

但是，一旦入狱，也就意味着我失去所有自由。

我被锁在一间单人囚室里，完全要靠别人打开这扇门。

我暗暗发誓，决不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甚至也决不卷入任何让我处境尴尬的商业交易。

此后，我在自己涉足的诸多商业领域中，有好几次都险些接受某种形式的贿赂，或通过行贿打通关节。

但是，自从多佛的狱中之夜后，我就再也没在**面前违背自己的誓言。

父母一直向我灌输：名誉就是你的生命，你也许会很有钱，可一旦失去自己的好名声，你就永远不会幸福。

你脑子里会一直潜藏着无法得到别人信任的想法。

以前，我从没好好想想名声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那个狱中之夜让我明白了一切。

第二天早上，妈妈来到多佛，在法庭上与我见面。

我没钱找律师，打算申请法律援助。

地方法官跟我说，如果申请法律援助，我就必须入狱服刑，因为我显然也没钱保释自己。

如果我希望获释，就必须支付30，000英镑的保释金。

维珍压根儿就没钱，我们无法靠它提供保证金。

庄园倒是价值30，000英镑，但我主要是靠抵押贷款买下它的，因此也不能把它用做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