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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9711972 避免牢狱之灾成为我的最大动力（第5页）

我只有一大堆债务，根本就一文不名。

妈妈告诉法官，她会用自己的家——坦亚兹农场——做担保。

她的信任让我感到不安。

我们在法庭上远远地望着对方，都不禁潸然泪下。

我必须报答家人的信任。

“你不用道歉，里奇，”

在我们坐火车回伦敦的路上，妈妈对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学到一个教训。

事已至此，哭也没用。

我们必须挺过这一关，好好处理这件事。”

那个夏天，父母没向我施加压力，所以我也没有羞愧得无地自容，而是坦然地面对了这件事。

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心怀歉意，也下定决心决不再犯。

而且，我与海关也达成了庭外和解。

英国的税务当局感兴趣的是获取金钱，而不是打一场费用高昂的官司。

1971年8月18日，我同意立即向海关支付15，000英镑的罚款，另外45，000英镑在3年内分3次付清。

罚款总数是维珍通过逃避购物税所获的非法收入的3倍。

付清这笔钱，我就不会留下犯罪记录；如果无法付清，我就会再度被捕受审。

在那个狱中之夜以及跟海关达成庭外和解之后，我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来让维珍获得成功。

为了让我摆脱牢狱之灾，尼克、托尼·梅勒以及克里斯·斯蒂里安诺和我的南非表兄弟西蒙·德雷珀——他们俩刚刚加入维珍——都决定帮助我。

他们知道，获罪入狱的本来可能是他们，因此感谢我承担罪责，现在，我们全都卷了进来，这件事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为了努力赚钱支付那笔款子，尼克孤注一掷，开始在全国各地开设维珍唱片店，西蒙开始提议成立唱片公司，而克里斯则当真开始出口唱片。

我们得到各种鼓励——从拍拍肩膀到购买期权都有——不过，对我来说，避免牢狱之灾就是最大的动力。

邮购业务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就专注于唱片店的扩张。

随后的两年对我们而言简直就是一个管理现金速成班。

以前，我们管理公司的方式毫无章法，有点钱就存在饼干盒里，没钱就到处打欠条借款；但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们变得特别专注。

我们将唱片店赚来的每个便士都用来开设新分店，一镑一镑地攒钱，支付欠海关的债务。

最后，我终于还清了所有欠款，解除了母亲的担保。

3年后，我也还清了乔伊丝姑姑的7500英镑本金，以及1000英镑的利息。

如果我还不清海关的债务，我的下辈子就完了。

一旦留下犯罪记录，要想获准创建航空公司，或者作为一名强势的竞争者去争取国家彩票业务的经营权，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没有多大希望了。

我们知道，必须通过各地的分店以及出口和邮购业务，出售更多唱片；必须吸引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如凯特·史蒂文斯或保罗·麦克特尼，到庄园录制唱片；并且必须建立一家唱片公司。

我们不知道，当我们着手做这些事情时，我们的第一桶金正装在另一辆厢式货车里，顺着庄园的石子路缓缓驶来。

这一次，它送来的不是非法唱片，而是一位来自伦敦的青年作曲家，还有他那位唱民谣的姐姐，他们是来给一支乐队伴奏的乐手。

弟弟在音乐剧《长发》中担任第三后备吉他手，姐姐则是在酒吧演出的民谣歌手。

来到庄园，他们心里还怀着另一个想法，希望在其他乐队不使用录音棚时，录一些深奥难懂的器乐。

他们俩就是麦克和萨莉·欧菲尔德。

在那场邮政罢工差点于1971年1月毁掉我们之前，有个说话带南非口音的人来到码头南路，走进我的办公室。

他跟我年纪差不多，自称是我的表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