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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9711972 避免牢狱之灾成为我的最大动力（第6页）

西蒙·德雷珀毕业于纳塔尔大学，兜里仅揣着100英镑，就只身来到伦敦，他本来打算只待一段时间，考虑读个研究生学位，也许是效仿他的哥哥，后者曾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

不过，西蒙同时也在找工作。

在一次圣诞节家庭晚宴上，西蒙就坐在我妈妈旁边，妈妈让他跟我联系。

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他尽情享受父母双方亲戚的盛情款待，然后就搬到伦敦的一个公寓，找到位于牛津大街的维珍唱片店。

经理桑迪·奥康纳让他到码头南路来找我。

他恰好在午餐前到达。

我们去附近普里德大街的希腊餐馆吃饭。

我们吃的是温热的肉丸、炸土豆条和豌豆片，西蒙边吃边解释他想做什么工作。

他在纳塔尔大学求学时，曾为南非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工作。

他给我讲述在报社时的故事：周六晚上熬夜，直到第一批报纸印刷出来；然后，他胳膊下夹着新出的报纸下班，到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去。

我们谈论着新闻界的事情，然后话题一转，谈到了音乐。

西蒙痴迷于音乐。

由于我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学校，也没上过大学，因此错过了悠闲欣赏音乐的漫长夜晚。

尽管《学子》的地下室里一直放着音乐，我却只顾忙着打电话给广告客户，同印刷商讨价还价，很少专心致志地听。

听到一张唱片时，我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它，却无法把它跟别的乐队做比较，也听不出它受到地下丝绒乐队的影响。

在我看来，西蒙似乎听过每支乐队发行的每张唱片。

他可不是肤浅地欣赏大门乐队的最新专辑，他还非常了解他们想表达些什么，是怎样从前一张唱片中发展而来的，以及这张唱片跟同类型的音乐相比如何。

他曾在纳塔尔大学广播电台主持过一个节目，有半小时长。

我很快意识到，他比我碰到过的任何人都更了解音乐。

我们还谈到政治。

尽管我参加过各种政治示威，如前往格罗夫纳广场的反越战游行，但跟南非政治的残酷性相比，这些根本不值一提。

西蒙沉溺于音乐和政治，把音乐当作政治抗议的一种方式。

西蒙在纳塔尔大学有个同学，叫史蒂夫·柏柯，那时正在领导着全部由黑人组成的南非学生组织。

西蒙的导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被政府支持的警戒会成员开枪杀死——就在自己的孩子们面前。

那时的南非政府决不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同政见。

学校不准西蒙在电台播放任何带有政治或性暗示的音乐，如吉米·亨德里克斯和鲍勃·迪伦的作品。

等我们开始喝咖啡时，我已经说服西蒙来维珍工作，请他担任维珍唱片店和维珍邮购业务的唱片采购员。

我们之间没有令人尴尬的工资谈判，因为在维珍工作的所有人薪水都是每周20英镑。

托尼·梅勒的工作已经从《学子》转到邮购业务，负责编辑邮购唱片目录。

那时我们仍试图把《学子》出售给其他杂志公司。

尽管它出版还不到一年，但为了给潜在买家留下深刻印象，托尼不断制作着下一期的样本。

因此，他很愿意将唱片采购的工作交给西蒙，自己转而处理更具政治性的问题——《学子》的未来。

托尼简单地向西蒙交代了维珍那条不可违背的黄金规则：“维珍决不采购安迪·威廉姆斯[1]的唱片！”

然后，就把工作交给了他。

“放心吧，”

西蒙说，“就算别人都打破那条规则，也轮不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