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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学术（第2页）

作为拉丁骑士征服活动的后果，究竟有多少历代积累的古籍文献遭到毁坏，这个问题始终模糊不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帕列奥列格时代的突出特点是迫切需求古代文献文本及其抄写本和注释本。

今天的古典学者们应该衷心地感谢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前辈们所做的努力，例如迪米特里·崔克林纽斯（DemetriusTriklinios）、曼努埃尔·莫斯科波洛斯（ManuelMoschopulos）、托马斯·麦吉斯特（ThomasMagister）、马克西莫斯·普兰努底斯等人。

这些学者完成了阿提卡（Attic）语言词典；整理了像赫西俄德和品达（Pindar）这类诗人作品的新版本，重新构建起具有约束性的诗歌规范要求；还整理出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这些悲剧作家作品的新版本。

他们为品达、悲剧作家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作品做注释；他们整理的大量阅读物如索福克勒斯和狄奥克利图斯（Theocritus）的作品至今仍是公认的最经典的读物。

他们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作家，数百年来的传统一直没有关注过这些作家，例如马克西莫斯·普兰努底斯就重新发现了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Geography）和潘诺堡人诺努斯（NonnusofPanopolis）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aca）。

他们整理出的许多作家作品的完整文本至今仍然是我们知识的基础。

还是这个普兰努底斯编辑（部分是重新发现）整理出了普罗塔克（Plutarch）的作品和《希腊警句格言文集》（GreekAnthologyofepigrams），后面这个版本我们现在还称为“普兰努底斯文本”

。

古代警句格言中下流的“黄段子”

，特别是那些同性恋的内容，都被这个版本删除了；他留给我们大约400句其他作品中找不到的警句。

学者和貌似有学问的贵族妇女争相收集古代文献，相互传阅古代手抄本，当他们有能力时，就建立了包括世俗和宗教作品的图书馆。

14世纪前二十五年，在霍拉修道院收藏的狄奥多尔的图书一直珍藏到1453年，那时它仍然是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图书馆。

霍拉修道院收藏的某些文本或部分图书至今仍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牛津、梵蒂冈、维也纳和巴黎的图书馆里。

拜占庭的文学活动并不是件新鲜事，我们承认在帕列奥列格时代其文学活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特别高的水平，矫揉造作的阿提卡风格从来也没有超越清新质朴的风格。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帕列奥列格时代文化复兴究竟是否在与其相关的古典遗产方面开拓出新的领域，是否扩大了其旨趣的范围，最后是否摆脱了传统的拜占庭模式的束缚。

在所有这三方面，我们都可以给出大体肯定性的回答。

在本书行文中，我们一再强调拜占庭文学文化主要是建立在古代晚期基础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第二博学时代”

（SedSophistic）。

最广受追捧的作家不是今天古典系中研究的那些人物，而是像卢西恩、亚里斯泰迪德、里巴尼乌斯、西奈修斯（Synesius）及其基督教同仁，如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纳西盎的格里高利和圣巴西尔这样一些作家。

注重文学风格而不注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可疑内容，意味着这些作家偏离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恰如其表现的那样，按照永恒不朽的文学杰作的标准创作，成为一批卓越的作家。

修辞学家的影响在帕列奥列格时代并没有降低，而这个时期古代的影响首次在三个而非两个方面兴盛起来。

狄奥多尔在其分析评价德摩斯梯尼和亚里斯泰迪德的论文中，把他们不同类型的演讲术之间的区别归因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德摩斯梯尼发表演讲的时代正是民主制的盛期，当时人们必须提出论点并就质疑的问题做出回答；而亚里斯泰迪德则生活在君主专制时代，当时的环境倾向于赞美称颂，倡导冗长的演讲。

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它确实是个关于历史理解的程度的问题。

至于我们提到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注意到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不断增长，例如数学（这里要再度提到博学多才的普兰努底斯）、医学，特别是天文学。

早在9世纪，相关的古代文献〔尤其是托勒密和西昂（Theon）的《实用天文表》（HandyTables）〕就得到重新抄写，但是这个时期一直没有关于古籍的原创性作品。

狄奥多尔在不进行直接观察的情况下，依据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就完成了新版的《天文学概论》（Introduy），并且于1283年（安德罗尼卡二世统治元年）重新计算古代的数据，以便确定历法起点。

其后有一批学者追随他，其中就包括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

他注释整理了现存至今最完整的托勒密作品的手抄本，还因为提出修订历法而受到赞誉，并且成为格里高利历法改革的先驱。

格里高拉斯显然了解阿拉伯天文学，但是却没有公开利用它。

对托勒密的严格遵循逐渐走入了死胡同。

阿拉伯和波斯天文学家在天文表和论文中取得的真正进步直到公元1300年前后才传到希腊世界，首先是通过下层社会渠道，主要是那些游走于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城市特拉布宗之间的人将波斯和阿拉伯文本翻译成希腊文，例如乔治-格里高利·奇奥尼亚德斯（Georyiades），他曾前往波斯的大不里士（Tabriz）学习东方科技，后来还有他的追随者。

到14世纪中期，托勒密的数据就被专业天文学家批评为不合时宜，“波斯”

天文表于是取代了托勒密表，或者是不同的天文学书籍中各自使用托勒密的天文表或“波斯”

的天文表。

1352年前后，狄奥多尔一世完成的《三书》（ThreeBooks）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其实早在1309年的君士坦丁堡，一篇关于星盘使用的论文就通过拉丁文翻译过来了，而其原本是阿拉伯语文本。

15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成书于14世纪的一本天文学作品《六翼》（SixWings）就被翻译为希腊文，而这本书的原本是希伯来语文本。

这里我们还是要谈到西方的多种影响：《六翼》的作者是来自法国南部的犹太人，而该作品本身可能是通过威尼斯人或书的主人带到拜占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