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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学术（第3页）

尽管新天文学具有非希腊和非基督教起源，但却主要是由希腊东正教教会人士发展起来的。

这样，格里高利最终就成为大不里士的主教，而狄奥多尔则成为牧首学院的首脑。

另外一个扩大发展的领域是翻译拉丁语作品（主要是普兰努底斯完成的），但是这个领域特别突出地反映了中世纪的旨趣范围：如奥维德（Ovid）的作品，西塞罗的《西庇阿之梦》（DreamofScipio）——该书带有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注释，还有多纳图斯（Donatus）的《语法》（Grammar），波埃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solationofPhilosophy），以及圣奥古斯丁的作品。

对当时人们思考的宗教问题更有煽动性影响的是在14世纪后半期，由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和普罗克洛斯·基德尼斯（ProchorosKydones）两兄弟翻译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他的其他作品。

思想的原创性只能在很少几个例子中得到证明。

在这方面的考察中，我们还要再次提到狄奥多尔。

他非常敏锐地认识到其所在时代的衰败和他自己的文学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中，因此首先对拜占庭文化的一个确定原则提出了问题，主要是说帝国在现世舞台上扮演着中心角色，因而注定将一直存在到世界末日。

在狄奥多尔看来，帝国就是另一种政治实体，其即将到来的灭亡无非证明了创造和毁灭的宇宙法则。

狄奥多尔不像其前辈，他认为拜占庭文明既非独一无二也不比其他文明高超。

作为历史相对主义者，他甚至认为异教的鞑靼贵族在某些方面比其拜占庭基督教同胞还要高尚，特别是在道德行为方面。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另一个怪才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乔治·格弥斯托士（Geemistos，约1360—1452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卜列东（Plethon）。

他也编撰过一本天文学著作，其中引用“波斯”

天文表，可能还用了希伯来天文表，但是作为原创性思想家，他的主张表现在其他方面。

虽然他编纂的天文学书籍对确定复活节的日期非常有用，虽然他还在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1438—1439年）上为东正教事业辩护，但是卜列东在晚年却陷入新异教学说，也可能是受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影响。

他在一篇类似柏拉图论文的文章《法则》（TheLaws）中，创造出了有些像变种的希腊神谱的神系，以宙斯为首，波塞冬（竟与赫拉结婚!）伴其左右，四种类型的众神依据权能的大小顺序排列。

卜列东青睐一种奇特的信仰，混杂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主要思想和（柏拉图提出的）“七贤人”

（SevenWiseMen）思想，并设想灵魂坠入肉体以前是永恒不灭的。

他还笃信宿命论，这可能是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

因此毫不奇怪，在他去世以后某个时间，《法则》一书的权威版本流传到君士坦丁堡牧首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Scholarios）手里时，后者立即下令烧掉了它。

结果，我们只能从这位牧首批驳卜列东的文章中，从卜列东追随者们抄录的大量残缺语录中，从卜列东自己的一两篇手稿中了解他的宗教思想体系。

他一定在其意大利拥趸中产生过某些影响，但是在本国的同胞中却没有几个拥护者。

他的骨灰被非常恰当地埋在了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TempioMalatestianoofRimini）这个最具异教色彩的文艺复兴教堂里。

到14世纪中期，能够提供给拜占庭知识分子衣食住行的赞助资源开始越来越少。

极为幸运的是，他们的技巧和能力在意大利受到越来越热烈的追捧，主要是因为他们谙熟希腊语、通晓古代文献的知识，并且拥有阅读古代手抄本的能力。

移民确实是艰难的选择，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要皈依罗马天主教信仰，但是有些人还是准备离开正在沉没的船只。

起初，就像德米图斯·西多内斯（DemetriosKydones）那样，他们先到威尼斯住上几年，而后回国或者中途停留，定居在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岛上，从这个世纪末以后，他们开始永久定居下来。

这些学者的故事众所周知，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这里有两个最重要的移民还是值得一提的。

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Chrysoloras）于1415年死于康斯坦茨（ce），而约翰·阿伊罗普洛斯（Jyropoulos）于1487年在罗马去世，他们都在帕多瓦（Padua）、罗马、米兰、帕维亚，特别是在佛罗伦萨教过书。

他们将拜占庭教学方法，可能还有课程，尤其是文学技巧介绍给意大利，并逐字逐句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和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翻译为拉丁文，他们教导并影响着这样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如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Bruni）、维洛那的里诺（GuarinoofVerona）、马尔西利奥·斐奇诺（MarsilioFio）和佛罗伦萨人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Brai）、约翰·卢希林（JohnReu）等。

他们在其新家园工作良好，但是都赶不上特拉布宗人贝萨隆（BessarionofTrebizond），后者被任命为枢机主教和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牧首，还差一点当上教宗。

我们可以暂时想象一下，年迈的卜列东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一年去世，在此之前，他呆坐在米斯特拉斯的小山丘上，远眺着古代斯巴达的遗址，冥想着他的“希腊神学”

，构思完善着它的礼仪，劝导祈祷者崇拜众神。

虽然他越来越衰老，但是非常可能的是，他确实看透了11个世纪以前早就昭示给“背教者”

尤里安的那些东西，这主要是指基督教虽然极大地受惠于希腊文明，但是到头来还是不能与它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