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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4页）

堑壕里士兵的境遇与“穴居人”

相似，要想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武器与18世纪的围城战类似；迫击炮和手榴弹，甚至还有更加原始的战斗工具，例如棍棒和斧头。

工业化战争所带来的第一反应并非现代主义，而是原始主义。

但这并非唯一反应。

当精密工程被应用于大规模生产中，便产生了轻机枪；化学工程研发了新型炸药以及光气；电气工程革新了通信手段，使得军队可以获取实时情报。

精确的反炮兵火力，使得军队野心日益膨胀。

在战术层面，新技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火力重组和运动战，重新整合了炮兵和步兵。

在实战层面，火炮可以长距离精确打击，增加射程，在短时间内密集炮击——这迫使堑壕加深，战线拉长。

霍格尔·海威格的研究表明，这些作战技巧正是德军的制胜法宝，德军所采用的作战原则，后来成为20世纪实战概念的基础。

战争走向

战术和技术相结合，便决定了“现代”

战争。

但是1914年时，总参谋部关注的并不是战术和技术。

作战参谋们关注的是战区内的军事行动、军队调动；他们关注的是战役而非战斗。

一战之前，他们最关心的是不同战术之间的关系，即策略。

他们认为，策略是一种纯粹的军事行动、一种作战方式，与政策毫无关联。

尽管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涉足政治，但是他们的专业军事指挥水平为自己赢得了政治优势。

小塞缪尔·威廉姆森并未指责挑起战争的将军，但他确实认为由于这些将领采取机械化军事动员计划，使得外交斡旋成功的机会被大打折扣。

D.E.肖沃尔特强调，一旦开战，陆军首要关心的便是机动作战，重视实战而忽视战术。

这样一来，高级军官由于思想僵化，被1914—1915年的个人经验所局限，因此不能深入战场，获得堑壕战的直观经验和启示。

海战与陆战不同，没有这些层次之分。

保罗·霍尔本回顾了英德舰队各自的指挥官——约翰·杰利科和莱因哈德·舍尔的战术和作战策略。

在日德兰海战中，两支舰队均遭到炮击；杰利科和舍尔都善于观察战局并灵活应对，都意识到战略战术所带来的影响，例如，杰利科深知英国大舰队倘若战败，那就意味着英国将满盘皆输。

在海战中，战术和战略指挥被混为一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线电的发明。

当时的无线电设备十分笨重，陆军无法轻易移动，但每艘军舰都能安装无线电。

显而易见，无线电常常被滥用，通信交流冗长拖沓；信号以电波的形式传送，使得敌方至少知道对面有一艘军舰存在——倘若获取了对方的密码本，例如英军就获取了德军的密码本——那就可以读取电报信息。

但是英国人却对另一件事情有独钟：位于伦敦的海军部，偏偏要直接干涉身处海上的下级军官的作战指挥。

1914—1915年，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尽管只是一名文职官员，但仍然热衷于滥用无线电越级指挥，策划海军作战事宜，而且不止一次地造成灾难性后果。

武装部队负责完成作战任务，而战术问题则具有政治意义，关乎国家大局，在一场“现代”

“总体”

的战争中，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

1914—1918年，各参战国首要的政府职能就是交战。

约翰·特纳认为，对文职官员而言，他们更加关注战争如何进行、具体战役的目标是什么，这种关注是真实且合法的。

一般说来，在英法等所谓的自由社会中，由于文职官员的关注，军民矛盾异常尖锐。

对士兵而言，为了战争目的而最大限度获取资源——特别是生产弹药和征用人力，都使得他们对战时经济的运营变得合情合理。

德军最高司令部的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就是这样做的——通过掌控战时经济，他们的职权远远超越了纯粹的作战任务。

当制定战略上升为国家的首要职能时，军队就不再轻易服从政治命令了。

克劳塞维茨曾讨论过战争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