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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5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凸显了战争走向，即战争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

，植根于抽象哲学而非现实。

在大部分时间里，战争本身变成了目的，而非达成目的之手段。

战争对参战国而言消耗巨大，军需消耗提高了各国对战争成果的期望值，而忽视了他们到底能够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

霍格尔·阿弗雷巴赫的研究表明，以德国埃里希·冯·法金汉为代表的一类将领，被勒令接受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源于军事现实，亦无法获取政治支持。

大卫·弗伦奇认为，对协约国而言，战争并非手段与目的的完美结合。

劳合·乔治于1916年12月出任英国首相，他决定限制将领权力、减少伤亡，但拒绝了当月提出的和平倡议，并谋求彻底取胜。

而德国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誓言将战争进行到底。

战争目的

前两章回顾了1914—1917年战争的战略梗概，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场战争毫无目的——根据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的记述，许多造访西线战场的游客都异口同声说，一战就是一场“浪费”

之战。

大卫·史蒂文森在讨论战争目的时，提出了关于战争走向的第三种观点，并反对另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观点。

他关注战争的政治目标，并发现：交战双方的目标全然无法顺利调和。

他认为“没有胜利的和平”

或许无法长久维系。

左拉·施泰纳通过分析《凡尔赛和约》，也支持大卫·史蒂文森的上述观点。

1919年的和平转瞬即逝，原因并非合约条款不够严谨，而是因为列强未能执行该条约。

二战距今已有70年，冷战也早已结束，回首二战和冷战，我们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和平进行预测。

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所产生的政治成果正慢慢衰竭。

在20世纪，战争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同时又极具破坏力；战争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一直延续到21世纪。

首先，四个专制帝国土崩瓦解。

1914年，德意志帝国还貌似年轻，充满活力。

学者们对待俄国的态度大相径庭：有些人认为沙皇专制与革命力量的早期冲突导致俄国分裂；也有学者认为，1914年列强博弈计划中，俄国的重要性反映出它具有隐藏的实力。

至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早在19世纪就已经逐渐衰落，日薄西山。

多民族构成是这两大帝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时民族主义正日益高涨。

签署《凡尔赛和约》的战胜国，将民族主义作为一条指导原则，这样一来，就将国内政治置于国际关系之中，为列强关系定下了一个持久的基调，但其间龃龉不断，这贯穿20世纪后来的数十年。

诚然，这种操作漏洞百出。

欧洲的民族划分和领土划分并非一一对应；东欧的民族矛盾纷至沓来，直到苏联成立才得以缓解。

至于欧洲以外的地区，民族自决权未获承认——至少在当时没有被完全承认。

但是在中欧、东南欧以及中东，现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在1919年巴黎和会后得以成形。

其次，《凡尔赛和约》包含自由主义甚至民主的理念，这是美国参战的战果。

1914—1917年间，自由主义遭到打击。

约翰·特纳认为，从国内视角出发，对别国的侵略行径已经彻底扭曲了传统的自由主义。

从国际上看，沙皇俄国加入协约国的作战行动削弱了这一联盟进行战争的意识形态纯洁性。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使俄国退出了协约国集团，但并未缓和英法两国高层首脑人物的立场，因为苏俄的退出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尤其是退出战争本身就意味着和平的理念。

伍德罗·威尔逊像救世主一样提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构想，无疑使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得以复活。

许多在1914年参战的国家之所以参战，就是因为它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以战止战的战争”

。

威尔逊的提议无疑让参战国的和平构想重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