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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哗变与军队士气（第6页）

尽管协约国是严格禁止这种做法的，但在1917年春，怀着加速瓦解俄国革命军的企图，德国指挥官在东部战线却鼓励这种做法。

然而，很少有士兵公然蔑视军队权威。

几乎没有人能从前线退下来，这也不被看作是明智之举。

自残不仅意味着终身残疾，还会受到军队的严惩。

例如，在奥匈帝国，曾有129名士兵因自残而被处决。

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逃跑，在战区通常都并不诱人。

由于其所涉及的距离遥远，以及有部署在铁路线后和火车站的宪兵，逃跑的概率是极小的。

惩罚极其严厉，不仅包括军队的处罚，还有其他士兵的排斥以及社会对其家庭的指责。

在西部，几乎没有士兵试图逃跑。

只有31405名英国士兵和5万名德国士兵曾擅离职守或逃跑——占每个军队士兵总数的不到0.5%。

即使是意大利军队，其在战争最后一年，依靠少而严厉的纪律来激励士兵，也因此造成糟糕的战绩而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它也维持了这一最低限度的服从。

该军队记录有162563名逃兵，小于其士兵总数的3%。

尽管如此，即便大多数战争逃兵率并不高，但它的确反映出士气的波动。

1917年军队状况很差（当时人员伤亡达1700万，仍然看不到和平的希望），逃亡率在欧洲军队激增。

德军逃兵率翻了3倍，在比利时军队中翻了不止4倍。

二月革命后，俄军逃亡率增加了5倍。

只有英国远征军未受此影响。

个体违纪行为人数上升，随之而来的是集体违纪现象的出现。

冲突引起的最惊天动地的哗变发生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卫戍队倒戈加入示威群众当中，是二月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纪律约束一旦遭到破坏，就再也无法在沙皇的军队中得到复原了。

彼得格勒苏维埃一号法令成立了民主士兵委员会，与其说这是明确协商在指令与执行关系中地位的尝试，不如说这是赋予士兵反抗军官的权利。

此举有助首都恢复安定，使前线不再发生暴乱。

但是它削弱了权威，必定也摧毁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其他军队，1917年的反抗更加温和，而且也只发生在战区。

1917年3月与7月，两支意大利军队发生叛变。

9月，英国军队斯台普斯的训练营发生暴乱。

德国战斗部队在整个夏末和秋季都受到小规模的恐慌和起义的困扰。

这些骚乱规模有限，而且是因为士兵疲劳以及对恶劣条件的不满，并不是为了更加野心勃勃的政治目标。

然而，士兵们士气低迷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秋季的卡波雷托战役中，在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双重袭击下，意大利军队溃不成军。

有28万意大利士兵选择投降，35万落荒而逃，还有1万人牺牲。

法国军队经历了大战中最严重的前线士兵的叛变。

1917年4—6月，共有近一半师的4万名士兵哗变。

一些士兵拒绝上前线作战，其他人同意赶往前线但不再准备进攻。

高级指挥官试图将士兵的违纪归咎于后方颠覆，但是真实原因却是对休假不足、口粮劣质，以及对家庭的担忧。

除此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军队领导层的进攻策略感到失望，这一不满则在“贵妇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