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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哗变与军队士气（第5页）

对许多在前线冲锋的战士们来说，他们的亲人就是自己要保护的整个社会。

这种家庭与前线战士的紧密联系，使得士兵时刻保持斗志。

例如，法国士兵在战争期间收发信件的数量高达100亿封。

战士们也渴望离开战场与心爱之人相聚。

家人们往往会向战场上寄一些自家烘焙的食物、衣服以及值钱物件，表达他们对士兵的关爱和感激。

1917年，每周都有超过100万个这样的包裹抵达西部前线的英国军队。

这些信件和礼物有力地提醒士兵他们负有捍卫国家的使命；相反，在战争后期，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的士兵不断收到家人寄来的表达绝望或者担忧的信件——这些信件逐渐动摇了他们对领导者的信心，并开始质疑继续战斗的意义。

军队最初的准备不足以塑造军队的意识形态动机，在和平时期，欧洲的武装部队自诩为“民族学院”

，专门教导军人服从命令，热爱祖国。

然而，独立于民间社团和政治政党之外的职业官员并不适合这项工作。

战争时期，早期的军事宣传更倾向于依赖军队牧师的布道活动开展。

然而，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是个转折点，这场革命揭示了忽视群众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并引发了战争中的另一个危机：意识形态危机。

革命政权之所以迅速在部队中引进了一套现代化的政治教育运动，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士兵是军队的关键组成部分，可借此作为影响俄罗斯人民的渠道。

早在1917年夏天，一个“中央社会政治启蒙委员会”

就在培训讲师，给部队安排会谈，并编制关于军队士气的日常报告。

作为俄国的政治对头，德国也悄然效仿，并于1917年7月公布了“爱国主义教育”

计划。

各级指挥官也大肆宣传，旨在教导士兵“不可受敌方**而妥协求和”

。

他们的方法也成熟老到，不惜代价也要查明并解决军人们所伤心忧虑之事。

很快，他们就意识到，寓谈于乐最容易引人共鸣。

电影也成了化解逆反心理的新媒介。

很快就有了效仿者，其他军队也开始关注自己士兵的疲惫，并越来越多地使用进攻性宣传来激发部队的士气。

1918年1月，意大利军队因上一年秋天在卡波雷托的失败而很清醒，于1918年1月建立了宣传办公室。

3月，奥匈帝国与英国军队也成立了自己的宣传机构。

就连美国也成立了自己的士气部门，开始在每年秋季进行露营训练。

虽然这种种举措大都太过有限且为时已晚，并无太大作用了，然而，它们的存在，就像适度的惩罚一样，表明了军队对士气的重视程度的提高。

大部分军队最终意识到，想让公民士兵配合，不是只下达一条命令就能解决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可解释的，甚至是可以协商的纪律条文，这样才能有效地让士兵信服并遵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违纪

在战场上，军纪实际上不只是长官下达命令，其执行结果还要看士兵接受的程度和意愿。

甚至在1914年，长官下令战斗到最后，几乎都没人听从。

士兵的所作所为，通常位于绝对服从和完全叛变之间的一大片灰色区域——部分服从。

个体可能会推卸令人不快的任务，装病告假，或在战斗中迅速寻求掩护，“互放彼此一条生路”

。

休战期间，战火仍在继续，但双方都尽量不杀害任何人，也不故意得罪别人。

敌对双方甚至偶尔如兄弟般友善，最为著名的是在1914年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