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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尚未终结的战争（第3页）

在罗曼诺夫帝国日暮途穷时，赤卫队对国家合法暴力的垄断提出了挑战，1918年这支队伍被重组为红军。

很快，芬兰人、爱沙尼亚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和奥地利革命者都开始复制赤卫队的模式，而赤卫队也开始代表一群由新型意识形态所驱动的暴力革命参与者。

同样，战后几年间极右势力的一方也见证了武装团体中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这不仅限于俄国，但它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俄国榜样的启发。

然而他们的政治目标通常比那些共产主义者的要更加模糊，起码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在为实现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乌托邦而努力。

相比之下，俄国“白军”

更加不受理论等事物的束缚，他们只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这也导致他们最终的失败。

白军的主要领导者，包括东部的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北高加索和顿河地区的安东·邓尼金将军和克里米亚的彼得·弗兰格尔，他们从来没有在统一的军事指挥下进行过系列军事行动。

在西伯利亚和俄国南部，自封“首领”

的格里戈里·谢苗诺夫或是罗曼·冯·恩琴也都在单独行动。

虽然他们被白军所认可，但主要是因为他们都强烈地反对布尔什维克或是“反红”

。

“反红”

现在已经覆盖了阶级革命中一大部分的松散联盟的敌人。

特别是在乌克兰，随着农村地区变得日益混乱与目无法治，大规模的农民自卫运动爆发，而因为有更多暴力活动参与者的加入，白军和红军之间的内战也变得越发复杂。

这一运动借历史上的哥萨克人为名——哥萨克人的国家早在19世纪初就在乌克兰消失了，但他们作为过去繁荣和自由的象征而活在大众的记忆中。

很快就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加入其中，例如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克诺，他召集手下4万人的黑色军团在南部草原上集合。

然而，无论这些绝大多数没受过教育的农民战士效力于红、白、绿、黑哪一种颜色的旗帜，在当时执政的政治制度每年都会发生几次变化的情况下，生存问题比意识形态重要得多。

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随后在前沙俄领土上爆发的内战，很快便与其他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相互作用，他们要么给那些渴望社会经济和政治发生暴力变革的人树立起希望的灯塔，又或者成了某些人的噩梦，因为一穷二白的人民大众要站起来了。

在诸多的案例中，芬兰，这个并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在1914—1918年间仅有不到1500名芬兰人自愿参与对俄或对德战争），却表现得最为极端。

尽管在战争中并没有多么“野蛮化”

，但芬兰却经历了整个时期最血腥的内战之一：超过3.6万人——占总人口的1％——在1918年内战的6个月内死亡，这使其成了20世纪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史学家都仅仅把芬兰内战当作俄国十月革命的延伸。

然而事实是，在芬兰（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威胁大都被夸大化了。

经常出现的声称“俄国参与”

芬兰内战的说法实际上非常边缘化，在与卡尔·曼纳海姆将军的白军作战的部队中，俄国的志愿者只有5%～10%。

即使布尔什维克授意的赤卫队在1918年1月于赫尔辛基实施武力夺取政权，从而引发内战，但更为温和的芬兰社会民主党几乎立即控制了革命运动。

最终，这场运动与同一地区团体成员之间进行的极端暴力事件（内战中的典型事件）一起被镇压了。

要说最遵循俄国革命模式的国家，当数由库恩·贝拉领导建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了。

匈牙利革命照搬俄国赤卫队模式，试图守住革命胜果，但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也仅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不久便被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联军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在米克洛斯·霍尔蒂领导下的反革命政府，这是一个利用极端暴力手段报复所谓“红色恐怖”

的政权。

即使是在布尔什维克不太可能武力接管的国家中——如德国或是奥地利——俄国布尔什维克这个坚定的革命性少数群体成功一统大权的事件，也迅速为其政治注入了强大的新能量，并催生了坚定的反革命武装。

对他们来说，暴力镇压革命，特别是对革命者进行暴力镇压，是他们最主要的目标。

18世纪后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同，恐慌的统治阶层担忧会发生像推翻雅各宾政府一样的革命。

1917年后许多欧洲人怀疑布尔什维克主义会传播到旧世界的其他地区，煽动暴力人员和活动以应对他们感知到的威胁。

欧洲各地所面临的这种威胁的特点在于，对既定秩序的威胁不甚清晰：从攻击资产阶级观念的匿名群众，到专门攻击女性狙击手和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阴谋。

有关布尔什维克暴行的新闻引发了这种抽象的恐慌，其中许多是事实，但也有一些夸张，这些消息大肆传播到西欧甚至是美国。

1920年9月16日在华尔街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导致3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一事件很快（但错误地）被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特工。

美国对“俄国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