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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尚未终结的战争（第4页）

的恐慌并不如欧洲中部那么明显。

在中欧国家，这种恐慌很快导致政府迅速采取了从政策到法律的专制管理措施。

此外，法西斯势力也开始上台，狂热的法西斯主义领导者企图清洗整个世界。

战败国的动员力量

1918年10月31日，亚得里亚海哈布斯堡舰队司令米克洛斯·霍尔蒂向他的陛下卡尔一世发送了最后一封电报，向他保证了自己“决不动摇的忠诚”

。

几分钟后，他就将自己舰队的旗舰“**S联合力量”

号让与新南斯拉夫州（未来的南斯拉夫），解放了他部队中的捷克、克罗地亚、波兰和德奥的水手以及官员，使他们成了后帝国时代前途未卜的国民。

然而，对霍尔蒂本人来说，战争还没有结束。

一战主要战争国之间的斗争结束后，他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件要做的事：从各个势力中将他的祖国匈牙利独立出来，据称正是这些军队导致哈布斯堡王朝失败，同时导致他们的帝国解体。

从这方面看，霍尔蒂对1918年末局势的反应与37岁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反应并无二致，凯末尔几乎是同时从沦丧的巴勒斯坦阵线撤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1926年，当他已经被公认为阿塔蒂尔克并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时，他回忆起当他抵达被击败的奥斯曼帝国首都时，正是他接受“使命”

要将这个帝国的“突厥民族的核心”

转化为土耳其单一民族国家的时候。

他将通过一系列暴力冲突来完成这项任务，在此之前他阻止了希腊进军安纳托利亚，这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平民驱逐。

这两个例子都有助于解释欧洲发生战后暴力活动的地域如此不平衡的第二个原因：战败的动员力量。

失败的原因不仅仅是权力的制衡，还关于一种心理状态（包括拒绝承认逆转局势），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称之为“失败的文化”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在组织和支持数百万欧洲人部署大规模暴力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也是国家（与军队领导层保持紧密合作）在负责军事和文化上的遣散工作（一旦冲突结束，便对暴力进行合法化，重新吸收或中和战争中的暴力）。

只要国家被击败，无论是现实中被击败还是在精神上被打败（如意大利的民族主义），都很难再发挥这一作用，甚至恰恰相反，它会恶化暴力活动，让一大批团体和个人选择自我修复战败的痛苦和民族的耻辱。

因此，对回到祖国的人来说，是战胜还是战败就显得格外重要，1918年11月，一份个人证言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解释了拒绝被遣散回乡（或是希望遣散）的原因，并表明了在1918年11月之后继续做一名士兵的决心，中欧的非法军事活动家经常引用1918年这种“恐惧从前线返乡”

的心情来形容动**下整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这是军事等级制度和公共秩序暂时崩溃所引发的一种情绪。

欧洲战败国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拒绝承认是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中欧帝国的瓦解，他们认为停战协议对于“战无不胜”

这一军人荣誉来说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侮辱。

在这种普遍看法之下，右翼非法军事的亚文化有着相同的重要特征，至少在中欧如此。

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一些参与建立和运行右翼非法军事组织的领导人过去都是一些中下层军官（大部分都是中尉和上尉，也有一些上校），他们来自中产阶级或是上层社会，都在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帝国晚期的军事院校接受过教育和培训。

1919年6月5日，霍尔蒂首次招募了6568名志愿者组成反革命国民军，在这些人中，有近3000人曾经是军队的军官，另有800人是半军事化的边防部队以及宪兵队中的军官。

德、奥、匈三国中的许多激进分子都来自农村，特别是边境地区，在这些地方，人们对种族陷入危机的感觉要更真实，是那些生活在诸如布达佩斯、维也纳或是柏林这样大城市中的人所比不了的。

在匈牙利，从特兰西瓦尼亚大量涌入国内的难民进一步激化了布达佩斯的紧张氛围。

革命以及罗马尼亚军队的暂时驻扎，使布达佩斯这个首都城市已经进入军事化状态。

意大利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意大利并非一战中的战败国，而是获得了一个“残缺的胜利”

（至少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眼中如此）。

这种看法得以广泛传播，主要是由于人们在战争结束时预期过高。

奥匈帝国的解体、意大利边境线拓展到勃伦纳山口和伊斯特里亚，以及意大利能在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之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些都是为了补偿其百万的伤亡或是其永久的创伤，但是战后意大利针对达尔马提亚（以及针对阜姆的长期争论）提出的要求遭到拒绝，挫败了那些抱有希望的人。

右翼的非法军事组织，如阿迪提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战斗团，他们能得以团结一致的信念就是意大利在巴黎和会上遭到了同盟的背叛，因为尽管意大利在战争中比英国的伤亡损失还要大，但意大利的盟国拒绝了意大利的领土要求。

这种信念与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相结合，尤其是在战后，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北部、中部和波河河谷地区的当地选举中获胜，更加深了这种信念。

在国内暴力不断升级时，单1920年就有172名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遇害，其中包括10位人民党成员、4名法西斯主义者以及51名警察。

在1921年大选期间，暴力进一步加剧：仅在5月15日选举日当天，就有28人死亡、104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