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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洲过往 历史之源（第2页）

有人认为真正的非洲声音在这种材料中被震聋或歪曲了。

20世纪50年代以前，非洲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帝国历史”

的既定传说，其流派由欧洲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地总督和商人等非洲职业人士所主导。

在欧洲帝国的创建和毁灭中，非洲人本身往往被视为客体而不是主体。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献都天生缺乏同情心，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文献，它们都有生动、多样的反帝国主义记录，这些历史文献阐述了殖民征服对非洲人的恶劣影响。

然而，这些历史文献实际上比它假装的更接近帝国圣徒言行传，它也倾向于将非洲人客体化，而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长期历史和他们的社会组成。

毕竟，非洲人在习惯性被忽视或被视为长年受害者之间没有多少选择。

可类比的情况可能是，法国和英国没有自己的早期历史，除了罗马扩张以及在早期罗马的基督皈依中扮演有利或敌对的角色。

正是这种简化和歪曲，使得非洲新历史学家开始纠正这些问题。

书面文献来源：第1部分

土著文字记录并非完全缺失。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古埃及文字，它的破译在19世纪20年代将历史与史前史的界限追溯到数千年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法老新王朝文化变迁的了解比我们对18世纪库巴文化变迁的了解还要多。”

3000年以后库巴（一个中非王国）的主要历史学家让·范西纳（JanVansina）悲叹道。

书面语言也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

从公元5世纪开始，埃塞俄比亚科普特教会（EthiopianCopticChurch）——最早的基督教会之一，就使用了一种叫作吉兹（Ge’ez）的手写语言（其手稿起源于古代的南阿拉伯）来翻译《圣经》，并记录它所占有的土地、祈祷者、治愈信条及圣徒的生活。

在这些教会文件之外，还增加了皇家编年史以及中世纪的法律和历史汇编文件，如《基布雷内加斯特》（KebraNagast，或称《国王的荣耀》），它呈现了埃塞俄比亚国王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伊斯兰教的进步确保了阿拉伯语（《古兰经》的语言）在有识之士中的传播。

到了公元8世纪，有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珍贵信息片段，开始从穆斯林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的叙述中浮现出来。

事实证明，这些资料对于恢复苏丹王国和东海岸斯瓦希里城邦的早期历史至关重要。

然而，这些仍然是外界短暂的印象（见第一章）。

直到许多世纪以后，当地书写的阿拉伯语编年史才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首先是《基尔瓦编年史》（Kilwaicle），讲述了今天坦桑尼亚沿海城镇基尔瓦的历史（1520）；接着是艾哈迈德·B.富图瓦（AhmadB.Furtuwa）对苏丹中部博尔努州（Bornu）的描述（1576）；然后是两部伟大的“廷巴克图编年史”

——《塔里克法塔什》（Ta’rikhal-fattash，1655年完成）和阿尔萨迪（al-Sa’di）的《塔里克苏丹》（Ta’rikhal-sudan，1655）。

此外，从18世纪起，阿拉伯文字也成为豪萨语、福尔富德语（Fulfulde）和斯瓦希里语这三种主要非洲语言音译的基础。

图12　19世纪90年代，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司铎在厄立特里亚展示宗教手稿。

来自费迪南多·马提尼（FerdinandoMartini）的《内尔的意大利非洲》（Nell’Afria，米兰，1895）

由于1652年荷兰在殖民地好望角（后来的南非）发展种植业，因此我们可以接触到用荷兰语写成的文献，并且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用荷兰语的本土发展变体——南非荷兰语（Afrikaans）书写的文献。

南非荷兰语是一种由非洲语、葡萄牙语和马来语组成的语言。

这些资料来源的时间深度和丰富性，使南部非洲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某种程度的细节重建过去的某些方面，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是难以效仿的。

与穆斯林游客对非洲黑人的描述以及15世纪欧洲商人、传教士、士兵和探险家产生的大量文献一样，这些材料大多是片面的、带偏见的和误导性质的。

就像所有的历史资料一样，它们需要更多批判性的阅读和细致的分析。

一旦进入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关于非洲人的文献和非洲人自己撰写的文献的数量就急剧增加。

这些材料的大部分，特别是非洲人自己撰写的文献是在基督徒的传教工作中产生的。

早在19世纪末征服和分裂非洲之前，传教士就已经出现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