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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名 法语（第4页）

希腊语、汉语、梵语、拉丁语和英语的许多使用者和写作者，都落入了这个圈套，而说法语的人，也没有想过要怎么避开它（似乎也没在这方面做过什么努力）。

一方面，法国精英们热爱他们眼里视之为法语出众之美的东西。

1671年，拉辛的语法“楷模”

鲍赫斯写道：“在所有语言里，法语的发音最自然、最流畅。

中国人和几乎所有亚洲人都在唱歌，德国人嘟哝，西班牙人呼噜，意大利人叹哀，英国人抽凉气。

可以说，只有法国人才是恰如其分地在说话。”

即便到了今天，“labellelangue”

（美丽的语言）和“lalanguedeMolière”

（莫里哀的语言）一样，仍然是“法语”

的同义词。

法国精英们还把另一个特点归功于他们的语言。

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认为法语的这个特点，比庄严优美还有价值：逻辑性强。

安托万·德·里瓦罗尔（AntoinedeRivarol，1753—1801）为这一主张进行过最著名的辩护，可惜理论的基础既不合乎逻辑，又存在明显错误。

他认为，法语的语序（主语第一，动词其次，宾语再次）既独特，也比其他任何语序都更有逻辑性。

但这种语序，不光在包括英语在内的世界语言中极为普遍，法语本身也经常反其道而行之——这不过是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

尽管很傻，但“法语是逻辑的顶峰”

概念，却成了另一种“idéere?ue”

（“刻板印象”

）。

我父母所用的《法语词典》——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而且并不来自法国本土——的封面上称，法语“在承载思想方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创造”

。

铲除方言

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后一位国王路易十六和他辉煌的语言迎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位上了断头台，一位登上了宝座。

按照当时的思潮，国王是旧日的遗迹，除掉最好；标准法语则是对共和国未来至关重要的东西。

一种全新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浮出水面，它将从前最多算是存在松散关联的现象——国家、民族和语言——紧密地凝聚到了一起。

“在一个自由的民族里，语言必须统一，对所有人都一样。”

大革命期间的激进派贝尔特朗·巴雷尔（BertrandBarère）断言。

乡下人的“野蛮抱怨”

和“粗鲁方言”

只为“狂热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服务”

。

新的统治者着手解决语言上“落后的封建残余”

。

革命派的国民大会议员亨利·格雷戈瓦（HenriGrégoire）主持了一项调查，发现在全国83个省里，法语仅为15个省的平民日常用语；只有18的公民能说法语，另外14勉强能够理解。

格雷高利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只有这样，“所有的公民……才能不受阻碍地互相交流思想”

。

他觉得在农村，地区语言延续着旧政权对农民的奴役。

因为“对法语的无知会危害社会幸福，破坏平等”

[2]，所以必须“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