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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 印地乌尔都语（第6页）

与“野蛮”

之间的斗争

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逐渐用印度斯坦语代替波斯语作为行政语言，这种两重性变得更有意义了。

转变的原因很简单：对大多数人来说，有能力理解法官和其他官员的语言似乎是明智的。

然而，波斯-阿拉伯文字保留了下来：印度斯坦语有着使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悠久传统，为什么要替换它呢？

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正规教育的扩张带来了对新版教科书的需求。

两个阵营的宗教人士都承担了编写教科书的重任。

在文体指导方面，他们没有过多地参考现存的口语，而是借鉴了各自的文学遗产。

和几十年前的传教士版教科书一样，新教材在更大范围内深化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学生之间的隔阂。

尽管如此，这也只影响了极小一部分人，因为哪怕几十年过去了，文盲率仍然高达97%。

不过，到了这时候，语言议题已成为争论的焦点。

19世纪后期，穆斯林和印度教爆发了全面冲突。

南亚地区经历了现代化进程，引入了铁路、邮政系统、人口普查和日益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这就出现了有待分配的经济利益。

传统的伊斯兰教精英自然觉得自己有资格拥有它们，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出眼下的地位受到了来自有抱负的印度教精英的威胁。

两边都开始获得本阵营民众的支持，从而产生了一种以前从未存在过的团结：不是基于地域或阶级，而是基于宗教。

在全国各地，比邻而居的人们可能会突然发现他们彼此置身对立阵营。

这张一战时期的英国征兵海报上写着：“谁将拿走这些军服、金钱和枪？”

海报里所用的语言是乌尔都语，在当时是较常用于书面印刷的印度斯坦语。

100多万印度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服役，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数字达到了250万。

语言立刻卷入了这场冲突。

乌尔都语，在数百年来穆斯林统治和波斯-阿拉伯文字官方地位的支持下，抢得先机。

有好几十年，印度教精英一直在谋求天城文（也即印度斯坦语的印地版）的认可。

辩论的基调就跟如今的一些互联网论坛差不多。

一位著名的印度官员写道：波斯-阿拉伯文字“将闪米特元素插入了印度人的胸膛，让他们与雅利安语渐行渐远……我诅咒伊斯兰教徒穿过印度河的那一天，我们在自己当中发现的一切罪恶，都要感谢‘我们亲爱的弟兄’伊斯兰教徒”

。

一位愤怒的穆斯林报纸编辑不甘落后，当英国人在一个两教信徒苦斗不休的邦承认天城文地位时，他评论道：“乌尔都语和天城文的问题……是一场高雅文化与偏见野蛮之间的较量……历史将写下一个蓄意破坏的故事：一名英国行政长官用笔一画，就给了高雅文化致命一击。”

这样的辱骂将始终持续下去，印度教徒成了“出身低微的乡巴佬”

，穆斯林是“把印度文化带入黑暗时代的暴君”

。

由于没法纳入双方的议程当中，印度文学文化在莫卧儿王朝时代开出的繁盛花朵被漫不经心地忽视掉了。

在这种苛刻的氛围下，不出意外，尽管一些人尽了最大的努力，独立运动仍然未能将两个宗教社群团结起来。

在政治上和语言上，局势不断升级，最终导致1947年的政治分治以及此后不久的官方语言分治。

1948年2月2日，巴基斯坦将乌尔都语定为官方语言。

印度选择的是梵语化的印地语，但这并非定局。

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遭到暗杀，他支持用天城文或波斯字母书写的印度斯坦语——实际上，这正是激怒凶手的部分原因。

即便如此，在1949年9月的制宪会议上，梵语派仍然设法击败了印度斯坦语的支持者。

“纯粹的梵语词汇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形式使用。”

他们的领导者说，“因此，只有这种语言，在印度全国各地都能得到接受，因为全国各地都有着丰富的纯梵文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