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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3页）

像加图（Cato）这样的典型农民，上升为元老与执政官，在道德上占有支配地位。

许多罗马显贵的名字生动地揭示出他们的家世源自农民阶层。

辛辛纳图斯（atus）和卡勒乌斯（Calvus）的原意是“卷毛”

与“秃瓢”

，卡皮托（Capito）和纳索（Naso）的原意是“大脑瓜”

与“大鼻头”

，克拉苏（Crassus）和马凯勒（Macer）的原意是“胖子”

与“瘦子”

，弗拉库斯（Flaccus）和比布鲁斯（Bibulus）的原意是“邋遢鬼”

与“酒徒”

。

这些都是罗马执政官和诗人的名字，是承继埃特鲁里亚王权与希腊审美修饰的结合体。

我们拥有的关于共和国晚期的最丰富、最明晰的证据属于共和制明显解体、共和国的老一代捍卫者不再能限制权贵掠夺行省的时期。

这些权贵甚至率军向罗马进发，以求追逐自身的权势。

我们不由自主地假设，真实情况是贪赃枉法和残忍无情。

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业已发生了真正的改变。

当汉尼拔（Hannibal）在14年的时间里统率着所向披靡的军队在意大利纵横驰骋、鼓励罗马的意大利盟友起义时，他们大多数却不为所动。

也就是在100多年前，这些同盟者因怨恨的驱使，同罗马展开过战争。

罗马人的公正与自制和他们的公共精神（希腊人在公元前2世纪对此印象深刻）并不是神话。

亚历山大的征服把希腊的语言、建筑和艺术传到了远至印度的东方。

罗马的兴起最终将整个地中海世界及其邻近地区并为一体，甚至不列颠、罗马尼亚、伊拉克都分享由两种伟大语言（希腊语与拉丁语）构成的一种公认文化。

任何类似现代民族主义的东西显然起不到什么作用，帝国并非依赖强力加以维持。

例如，在公元1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仅有一个军团驻扎在非洲，在西班牙则完全没有驻军。

帝国政府只坚持两件事：必须交税，必须遵守法律与保持秩序。

至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则各个城市自行把控，即交给各个城市的上层阶级去运作——这些人依靠地位与财富来管理城市。

文化是城市的、优美的，显而易见是统一的。

全世界的学生们都在使用相同的书本，无论是在普罗旺斯、土耳其还是北非。

城市兴起，其规划布局、神庙与公共建筑都具有相同的形式与装饰。

桌子上的银餐具、地板上的马赛克、地板下的暖气也有着一致的风格，这种一致性仅仅是在今天才重返我们的世界。

当然，这种风格并没有包罗万象。

它是有闲阶级的创造，柏柏尔人部落成员或伊利里亚牧羊人显然对它毫无兴趣。

帝国较之希腊来说，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非自由民的劳动。

罗马贫民窟的存在表明，众多城市的贫苦自由民过着极其穷困的生活。

但罗马在拥有奴隶的社会中是个极端例子，罗马的奴隶经常被大量释放，他们在获得自由的那一刻便成为公民。

出自罗马帝国的数千块墓志铭中，有一多半属于被释放的男性与女性。

贫苦的公民享有大型公共浴场、广场、公园和市场，他们可以在那里消磨时光，远比通常在更寒冷、潮湿的北方待在户外的时间要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