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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罗马与意大利（第11页）

但是到了公元前201年，一个人在农耕之外的闲暇时节去参战已经变得十分平常，公元前200年以后，一个人在国外连续多年服役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这些钱都被用于何处？其中的一部分，包括那些留在共同体手中的，以及那些已转入私人之手的，被投入罗马与意大利的公共和私人建筑的营建。

罗马通过建筑工程展示了财富的使用方式，比如将银塔广场（Largentina）中的神庙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大型建筑群，该建筑群的遗迹留存至今。

同样的建筑工程也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开展，其规模在当时是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

因此，弗雷格拉（Fregellae）的拉丁殖民地在公元前125年—前124年发动反叛并遭摧毁之前，曾拥有一座巨大的埃斯库拉庇乌斯（Aesculapius，医神）圣所，包括神庙、三面门廊、石制金库、祭坛、蓄水池以及大型斜坡通道。

很明显，只要将自由劳动力用于此类工程，社会底层就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为了解释公元前2世纪的重要发展，自然还需要一种假说，即认为已出现了消费能力相当强的城市市场。

因为大部分罗马与意大利精英的新财富都投入了土地，投入了那些依靠奴隶劳动维持运作的大型农场企业中。

这类企业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向市场的园林、橄榄林或者葡萄园，另一种是季节性移动的绵羊牧场。

两种企业皆在意大利中部引发了对土地的需求，从而给那些自耕农户造成了伤害——或买卖，或强占，农户们的小块土地可能丧失，并且他们要使用赖以谋生的公地也会益发困难。

在一定层面上，罗马与意大利精英在意大利中部“圈地”

的行为确实有损其自身利益，因为他们要组织海外征战，就必须确保军团有稳定的人力供应。

然而，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完全合乎理性的。

格拉古兄弟时代

公元前2世纪期间出现了一种模式：由于长期在海外服役，意大利中部的农民士兵无论如何都会疏离自己的土地以及公地。

于是，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与使用公地的权利，前往波河流域定居，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下一代的士兵来源。

然而随着该地区的平定，殖民的全盛时期宣告终结，这以后直到公元前133年之前的一代人时间里，无地者的数量似乎稳步上升，他们本身既无土地，亦无有望获取土地的地方可去。

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目的是想逆转意大利中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并通过损害大型农场企业的利益以增加农民的数量。

提比略于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他提出一项土地法案，要求对公地的占有面积加以限制，并将多余的部分分配给民众。

为反击提比略，元老院推选出另一位保民官马尔库斯·屋大维（M.Octavius）。

屋大维否决了该法案，提比略被迫借助民众之力将这位保民官同僚免职。

提比略还通过干预对帕加玛（Pergamum）王国的安排进一步与元老院对抗，这个王国是通过遗嘱留给罗马人民的，而管理外国事务原本是元老院的传统特权。

提比略试图确保自己再度当选保民官，此举引发了骚乱，最终，他与300名支持者一道在骚乱中被杀。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的岁月里，意大利同样成为了金融与经济的统一体。

战争结束之前，除罗马钱币之外，尚有大量意大利共同体制造的钱币在流通。

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只有极少数共同体自认为完全独立于罗马，有必要自己制造钱币，先前发行的钱币也迅速退出了流通。

那些从军队退役的战士把罗马钱币带入亚平宁山脉的穷乡僻壤。

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作为对东方财富流入的回应，使得意大利的金融与经济的一体化更上一层楼。

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不论在类型上还是数量上，意大利的罗马钱币流通模式都存在某些不平等之处。

但之后此类不平等就消失了，这显然是商品货币交换发展进程的标志。

另一方面，作为语言统一的强有力因素，罗马军队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及之后，男人们离家的时间远长于以往，完全生活在拉丁语环境中。

埃特鲁里亚语幸存下来，萨莫奈语和卢卡尼亚语亦如此，但其他语言在提比略·格拉古之前的时期就已走向消亡。

在研究格拉古的立法时，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完全无法确定立法的目的是否为复兴自耕农业，而且其范围不仅是罗马，还包括同样深受前文提及的发展之害的意大利中部诸共同体；至于计划中的农业复兴程度，我们更无从得知。

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提比略·格拉古试图从富人手中取走公地并将其分配给穷人的行为对罗马以及意大利精英们的利益皆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授予部分或全部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想法也是才产生不久的。

这部分是为了补偿他们在使用罗马公地权利上的损失，部分是在这一领域制定政策时给他们的一种说辞。

此种想法一经出现，就不可磨灭，尽管直到公元前91年意大利人对罗马公民权的要求才以战争爆发的形式全面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