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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罗马与意大利（第12页）

同时，公元前133—前91年罗马政治的重要特点便是一系列类似于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尝试，目的在于为以战士身份服务于帝国胜利的罗马贫民赢得帝国中更大份额的回报。

此类回报形式各异，有的是土地，有的是政府补贴的廉价谷物。

这些尝试与提比略·格拉古的尝试类似，往往以发起人的横死告终。

其中必须特别强调两项尝试：其一为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C.Gracchus）于公元前123—前122年所筹划的方案，该方案的目标不只是提升贫民占有的物质财富数量，还要改变罗马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其二为卢基乌斯·阿普列乌斯·萨图宁（L.ApuleiusSaturninus）的任职（保民官），萨图宁与努米底亚（Numidia）的朱古达（Jugurtha）的征服者兼辛布里人（Cimbri）与条顿人（Teutones）的征服者盖乌斯·马略结盟，于公元前103年以及前100年开始为马略的老兵提供所需的安置土地。

保民官与将军间的同盟将会在未来危机四伏。

在罗马，关于如何瓜分帝国战利品的政治斗争在公元前2世纪最后一代人时间里变得如此激烈，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罗马正变得越来越富有。

确实在公元前133年，帕加玛国王将自己的王国留给了罗马人，该地区在罗马第二个大规模获取领土（不要将其与获取霸权相混淆）时期的中间阶段落入罗马之手，沦为亚细亚行省，时间在公元前146年罗马获取阿非利加与阿凯亚（Achaea）和公元前121年获取普罗旺斯（Provence）之间。

其结果是作为收税人、放债人和奴隶贩子，住在海外的罗马人与意大利人数量迅速上升。

他们的活动恰好主要在东部被记录下来，而且最大的财富无疑获取自东部，但同样的进程显然也在西部进行着。

如此背景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之交往的海外民众之中，意大利人享受着跟罗马人同等的待遇，因此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感觉显然比以往强烈得多。

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因素。

与以往已存在的零星定居中心相对照，这一时期确实发生了某些真正的城市化。

比如萨莫尼乌姆中部的波维亚努姆（Bovianum）与塞皮努姆（Saepinum）以前遍地分布着村庄或农场，以及用作避难所的丘堡（hill-forts），现在城市开始在丘堡之下的平原地区成长起来。

在瓦莱诺山（MonteVaraino），丘堡本身开始被人们永久占据。

罗马的城市社会模式被广为传播。

所有这些发展无疑都使意大利诸共同体更强烈地感受到自身形式上的低人一等以及对罗马政策发言权的缺失。

有时罗马人对地方精英行为霸道，而盖乌斯·马略的生涯则表明了一位来自意大利共同体的贵族在获得公民权后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在公元前107—前100年间六度出任执政官，击败了朱古达，甚至还从辛布里人与条顿人的威胁之下拯救了罗马。

与此同时，罗马盟友们切实的不满无疑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罗马为避免自己农民战士短缺造成的严重后果，将越来越多的军事负担转嫁到意大利盟友头上。

这些年，罗马要击败努米底亚的朱古达这样的二流角色时是多么困难，面对辛布里人与条顿人时又是多么不堪一击，都令人印象深刻。

辛布里人与条顿人进入波河流域而没有逼近罗马可谓罗马的幸运。

人们可能会揣测，要不是盖乌斯·马略的才干，恐怕不管朱古达还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都不会被击败。

意大利的公民权

到了公元前91年，有关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

当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LiviusDrusus）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提议失败后，半个意大利起来反抗罗马，这便是所谓的“同盟战争”

（Socialwar）。

通过同意授予当初拒绝给予的公民权，罗马缓和了反抗活动的事态，并借助那些依然保持忠诚的意大利人降服了那些坚持反抗者。

至于那些坚持反抗者究竟为了什么目标而继续战斗，却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