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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罗马与意大利（第5页）

而且罗马的宗教架构与历史形态在诸多方面的表现，显然证明它们实乃世俗架构及发展的镜像。

首先，早期共和国相对复杂的政府架构同样拥有丰富多样的圣职（系统）。

一开始有两个主要的大祭司（pontifices）团体，其首领为大祭司长（pontifexmaximus），大祭司长一般还掌管着维斯塔贞女（VestalVirgins）；此外还有占卜官（augures）。

大祭司大体负责管理献给诸神的牺牲；维斯塔贞女负责管理共同体的圣灶；占卜官则负责探知神意，比如通过查看飞鸟（进行占卜）。

就如同国家设立新的世俗官职以满足新的需求一样，宗教领域也不时出现新的祭司职位。

并且，共和国的祭司职务往往由担任世俗官职者兼任，不同之处在于，祭司为终身职位，而执政官一届任期只有一年。

因为在罗马，宗教与政治并非两个割裂的世界，而是同一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

但千万不要因为众神的世界卷入了政治纠纷的世界，就据此推测罗马宗教“有问题”

。

其次，伴随着罗马国家组织并行发展的平民组织同样也创立了自身的祭仪体制，该祭仪的中心在阿芬丁山（AventineHill）上，位于罗马的初始边界以外，祭仪所崇拜的神灵有克瑞斯（Ceres，财神）、利贝尔（Liber）和利贝拉（Libera，利贝尔与利贝拉皆为丰产之神）。

最后，我们在（上述）设立新祭司职位与平民宗教架构过程中观察到的宗教领域对创新的接纳态度，在更广阔的环境下发挥着作用。

共和国宗教史中最显著的特征大概是新神祇的持续输入，来源有埃特鲁里亚（Etruria）、意大利其他地方或者海外。

这并不表示罗马人对现有神灵不甚满意，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正如公民乃罗马军事实力之源，因此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一直力图增加公民数量。

同样，因为众神帮助罗马赢得战役，所以人们崇拜的神也是多多益善。

除建立了军事上成功的贵族—平民国家之外，我们还需要谈谈“等级斗争”

的另一结果。

社会下层者的诉求之一便是经过编纂与记录的罗马民法条款，这样一来，对法律的解释便不必依赖贵族官员的任意发挥。

这便有了众所周知的“十二铜表法”

（TwelveTables），传统上认为该律法制定于公元前450年左右，其条款在西塞罗时代依然是构成罗马民法的基础。

正是通过这一时期以及之后作家们的引用，我们才能够对其原本内容有清晰的了解。

十二铜表法所揭示的社会尚是一个小农共同体社会，但共同体中亲属族群的重要性已日渐衰微，而且共同体中已经存在大量的奴隶。

早期共和国

共和国早些年是以氏族贵族家族力图垄断世俗职务与圣职为标志的。

君主制的覆灭意味着过去罗马对近邻所取得的优势在部分丧失。

此外，在公元前5世纪，沃尔西人（Volss）出现在利里河（Liris）流域并征服了特雷拉河（Trera）[6]流域之大部以及罗马南部的沿海平原。

共和国建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罗马在其他拉丁共同体中重新建立起了领导地位；接着是一连串漫长的战争，对手为南部的埃特鲁里亚诸城市，特别是公元前396年被攻陷摧毁的维伊；与此同时，罗马要还对抗南方的沃尔西人。

之后的征战中，罗马与拉丁人通常可以依靠同样因沃尔西人的扩张而蒙受损失的赫尔尼坎人（Hernis）的助力。

毫无疑问，对社会下层民众而言，一个阶段的经济困难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这也加剧了他们对贵族独占（局面）的不满。

而某些并不十分穷困的下层人士为罗马贡献了军事胜利不可或缺的人力，这使他们拥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力，而他们也迫不及待地行使这一权力。

贵族特权被侵蚀的同时，伴随着对征服土地的持续需求，这些土地的作用在于满足社会下层经济上的渴求。

它们要么形成了拥有本地自治政府的新共同体领土，或称“殖民地”

（ia）；要么成为孤立的份地，被提供给没有按群体组织起来的定居者。

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对罗马的洗劫在当时固然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对罗马的内部发展以及对罗马的征服进程，都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攻陷维伊获取的土地被分配给了罗马的穷人，结果便是创设出一支人数庞大的农民士兵后备军。

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控制了南埃特鲁里亚，完全无须再惧怕来自阿尼奥河（Anio）上游流域诸部落的进犯，同时，罗马还准备染指康帕尼亚北缘地区。

公元前338年，罗马征服意大利的历史关键时刻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