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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罗马与意大利（第8页）

公元前4世纪，随着对康帕尼亚的兼并，罗马开始与希腊世界有了近距离直接交往。

在随后三个世纪中，这种交往的密切程度及重要性日益增长。

公元前312年，时任监察官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Ap.ClaudiusCaecus）修建了由罗马至卡普亚的阿皮亚大道（ViaAppia），此举成为罗马与康帕尼亚之间联系的象征，也确实增强了罗马与康帕尼亚间的联系。

很可能正是在此背景下，罗马依照希腊式样发行了第一种银币。

公元前4世纪后期至公元前3世纪早期，罗马无疑开始了迅速希腊化，期间，罗马模仿希腊世界，热衷于展示胜利信念，这乃是亚历山大大帝遗产之中极重要的部分。

其结果就是，在罗马引入了新的对战神的崇拜，对胜利之神的崇拜以及对胜利本身的崇拜。

以上种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期间，脱胎于希腊原型的海格力斯（Hercules）崇拜在罗马世界广泛流传，相关证据不仅有国家的新崇拜制度，还有来自社会底层对新英雄的热情奉献。

与此同时，共和国时期的物质文化所受到的希腊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

一方面，位于阿皮亚大道上的西庇阿（Scipio）墓中发现有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L.eliusScipioBarbatus）的石棺，其上的装饰使用了希腊建筑主题。

另一方面，大约在公元前330年，罗马开始生产自己的被称为格努奇里亚（Genucilia）陶器；接着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罗马开始模仿希腊金属器皿，生产一种优良的黑色光面陶器。

公元前4世纪后期，罗马在行政管理架构上日益复杂化，这已超越了简单采用希腊式钱币的阶段。

可以肯定，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出了通过人口财产调查（sus）将居民分为五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每一阶层承担不同的财政和军事责任。

保卫意大利及第一次布匿战争

罗马与意大利民族间的最后一场真正的战争是对萨莫奈人的战争。

这场战争实际上结束于公元前295年，这一年萨莫奈人及其盟友翁布里亚人、埃特鲁里亚人与高卢人在北意大利的森提努姆（Sentinum）被击败。

这场战役中，那些尚保持独立的翁布里亚与埃特鲁里亚城市决定加入反罗马阵营，是为维持自身的自由地位进行最后一搏；部分波河流域的高卢部落决定加入反罗马阵营则是想再现公元前390年的成就。

15年之后，罗马首度遭遇海外入侵。

前面已谈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南方的希腊城市就面临“蛮族”

邻居们领土和政治野心的威胁。

库迈（Cumae）与波塞冬尼亚（Posidonia）已经认可了萨莫奈或卢卡尼亚精英阶层的存在，但塔伦图姆（Tarentum）拒绝像它们一样妥协，于是招来一连串希腊雇佣兵统帅帮助自己。

最后一位雇佣兵统帅是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yrrhus），他于公元前280年应招而来，不是为了对付塔伦图姆的卢卡尼亚邻居，而是为了对付罗马，因为此时后者已成为塔伦图姆独立的首要威胁。

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塔伦图姆对抗罗马在南部的希腊城邦（poleis）中绝非典型。

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之后，都有不少希腊城邦对罗马的保护表示欢迎，乐于跟罗马结盟。

罗马在对皮洛士战争期间发行了银币，币面上压制的图案式样显示出罗马处心积虑将自己置于抗击野蛮的文明一方。

这种有争议的币面图案为阿波罗的头像，而阿波罗在公元前279年成为整个希腊世界中象征文明战胜野蛮的神祇，原因就在于，这一年阿波罗保卫德尔斐（Delphi）免遭一伙高卢人的劫掠。

同样，如前文所述，罗马也于公元前295年同样击败了一群蛮族人，以及其他罗马之敌。

皮洛士在初始阶段对罗马军队段赢得了一些胜利，但代价颇大，“皮洛士式胜利”

[8]（Pyrrhicvictory）这一习惯用语即由此而来。

皮洛士后来在贝内文图姆（Beum）战败，只得越过亚得里亚海域（Adriatic）返回。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败于罗马之手，希腊史学家、陶罗梅尼乌姆的提迈乌斯（TimaeusofTauromenium）便在流放雅典期间写道：应该留心西方的新兴强国。

不久之后，罗马这个新兴强国与另一西部强国迦太基（Carthage）之间爆发战争。

迦太基建城更早，而且因为与希腊人在西西里一系列的漫长血腥的战争，希腊世界对其更为熟知。

在较早时期，迦太基与罗马之间是和平的，实际上，两国间曾订立了三项条约，约定互不干涉各自的利益范围。

其内容由波利比乌斯记载了下来。

最早的条约订立于共和国第一年，为已知最早的完整罗马文献。

促使罗马对外扩张的因素中，除了前面已谈到的，还存在其他因素，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便可为证。

据波利比乌斯记载，投票决定采取行动的并非元老院，而是公民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