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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罗马的扩张（第5页）

但实际上，恺撒才是第一个把军人与平民大规模安置海外的人。

据估计，在“同盟者”

战争之前，罗马的同盟者没有税贡义务，罗马从意大利同盟者那里获利的唯一手段是邀请他们出征。

多数意大利民族不乏尚武传统，尽管有时会感到罗马的要求过于严苛，但他们对自己在罗马取得的胜利中发挥的作用深感自豪，因此他们自认为有资格拥有平等政治权利和罗马公民权。

意大利人并不总能获得平等战利品份额，但在“同盟者”

战争前不久，一些宏伟建筑在意大利各圣地拔地而起，这反映出当地显贵的富裕程度。

同样，来自康帕尼亚等地的商人们欢迎罗马人的征战，他们因此能开展海外经营，分享战争红利。

庞贝古城是康帕尼亚兴旺的见证，其繁荣多少得益于此类商业活动（ia）。

战利品还包括奴隶。

他们有的原本就是奴隶；有的则是战争俘虏，这大概是因为罗马人很少允许俘虏赎身。

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强调奴隶制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是受奴隶需求的驱使。

没有任何古代史料支持这类说法，不过史料在提到奴隶贸易时也往往闪烁其词。

罗马的战争确实使大批人口沦为奴隶，据说，为执行元老院严惩叛乱者的命令，埃米利乌斯·卢斯在皮德纳战役获胜后把北希腊伊庇鲁斯（Epirus）的150，000居民变卖为奴，结果该地区成了无人烟的荒地。

当时的贸易对于奴隶亦有需求，据记载，高卢首领们酷爱意大利葡萄酒，愿意拿一个奴隶换一罐酒，文学作品中也提到了意大利的高卢奴隶。

据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0年提洛岛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奴隶交易量约为每天10，000人。

这些奴隶来源多样，有的是被海盗或奴隶贩子劫持拐卖；有的是弃儿；有的是债务奴；还有不少是从色雷斯等地的蛮族部落中带来的。

公元前2世纪后期与公元前1世纪前期意大利和西西里爆发奴隶起义是很自然的。

在意大利，奴隶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从大规模的土地劳作到小规模的手工制作皆使用奴隶，教育行业亦有不少奴隶，他们大多来自东部。

然而，对于罗马的第一波海外征服，上述现象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

但很可能奴隶供应问题在这之后成为罗马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奴隶需求方面，地主自然首当其冲，但奴隶的使用遍及各行各业，即便是普通人也因廉价而间接受益。

有关汉尼拔战争之后商贸活动的史料日益增多，这表明元老们也并非对贸易毫无兴趣。

意大利的主要出口商品是农产品、葡萄酒以及部分油料。

因为被释奴（freedman）能合法拥有大船且依然有义务为主人效劳，大地主可以让被释奴代表自己从事贸易或者出卖自己的产品。

按照老加图（elderCato）农业著作的说法，有时农产品尚未成熟，就已经预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如此这般，就有了符合“君子之道”

的盈利手法。

即便在苏拉扩充元老院之前，元老家族与非元老家族间的通婚就已经存在。

另一方面，显然早在“同盟者”

战争以前，已经有许多分布于各地的意大利族商人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苏拉之后，肯定有不少新元老与商业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部分人可能不愿放弃旧日的权益。

西塞罗在公元前70年称克劳狄乌斯法以及类似的约束未被遵守，恺撒大约于公元前59年重申这些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大概亦收效不大）。

富人们还依靠来自东部的奢侈品过着日益奢华的生活，他们收罗精制物品与优秀艺术品，还有精通技艺的奴隶；他们还享用珍奇的食物与美酒，以及从遥远异域进口的香料。

元老会为了获利而出借款项，加图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就通过一名被释奴投资贸易航运，后来元老们更是独占了向驻罗马使者借贷的业务。

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元老似乎有能力参与，而且确实参与了获益极高的包税人生意，即在一些行省征税。

最后，尽管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不和，依照庇护制惯例，很多生意人可以对个体元老施压，迫使他们支持自己的利益。

因此，所谓“元老院极少关注商业盈利”